大家晚上好，我不知道自己以什么身份坐在这里，我的左手边是著名批评家，右手边是著名的出版人和小说家，再往右还有著名作家和学者，坐在这里，我确实诚惶诚恐。仔细一想，我可能是一个资深的读者，我是以读者的身份坐在这里发言。有两个理由让我有胆量坐在这里：一是我的亲同学、兰州大学文学院陈晓强教授，今天晚上也专门来参加这个活动，顺便成了我的靠山，我们一起读徐先生的书，我就有了说话的底气和勇气；另外一个就是，我突然想起来，也不记得到底哪一年，徐先生曾送给我一本南怀瑾的《易经杂谈》，如今已经过去好多年了，现在想起来，我作为《补天》这部书的读者的缘起，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昨天晚上碰见徐先生，我说读不懂。事实上，从南怀瑾的《易经杂谈》那本书开始，读不懂的经历就有了。但是，读不懂归读不懂，作为读者，我还得“迷信”作家，还得使劲儿读。所以，我就从读者的角度，谈一下我对这本书的一些看法，请大家批评，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原谅。

　　我读徐先生的书，大多是从文化的角度去看，这儿我就想使用一个理论，就是“文化再生产”理论。一提起“文化再生产”，大家想到的就是法国学者布尔迪厄。准确地说，布尔迪厄的理论应该是文化的再生产，不是文化再生产。布尔迪厄要强调的是文化在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安抚等方面所起的作用，这是文化的一个再生产作用，它和政治、经济等权力结合在一起起作用。我说的文化再生产就是文化本身的再生产，就像徐先生自己在书的扉页上写的，就是一个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有一个学者叫高书生，他认为文化再生产应该有四个环节，一个环节就是徐先生这样子的创作，另外一个环节就是像汪泉老师这样子的生产，从汪老师这儿，创作出来的东西变成产品。另外一个就是传播，类似于现在我们这个场合，就是在传播这本书嘛。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像我这样子的读者，各位来消费。大概来说，文化再生产就是创作、生产、传播、消费这么四个环节。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简单谈一下创作。我前面说了，我是从文化的角度理解徐先生的，就是沿着文化这条线来看他的文学创作。《荒原问道》的时候，他其实是在探索文化的三重世界，里边有佛、有道、有基督，其实他在三重世界里面，没有走出来。到了《问道知源》的时候，我也写过文章，我认为他开始有自信了，他在寻找一种文化自信的力量。到了刚才光祖老师说的《西行悟道》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定位，就把它称作一种思想游记。徐先生似乎一直是在做一个天人之际的工作，有人也认为是在做天人合一的工作。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天人合一是一种理想境界，大多数人做的还是像司马迁那样的进入天人之际，因为在天人之际之前，其实已经绝地通天了，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解决绝地通天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就在进入天人之际，天人合一这种境界估计很少有人能达到。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补天》这本书可能已经超越了徐先生前面那三本关于“道”的书，有点“仙”味儿了，这一点，可能和光祖老师说的有点重复。刚才汪老师讲到，广州人是怎么来的，我发现，徐先生在创作当中，其实已经涉及到类似这样的问题，我读了深受感触。比如书里边讲到“河”，论及黄河或者说这条大河是怎么来的，徐先生认为，过去在祁连山北，后来改道到祁连山南，我们先不管怎么改的，他怎么改道过去，我还没认真看，但是这个事情就告诉我们，在中国的西北是有文化的根在那儿的。《补天》这本书里边讲河的时候，我觉得徐先生把他自己一直以来的夙愿说清楚了，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终还是要从西北讲起，这可能也是他从诗人开始到小说、到学者的一个情结吧，一直要扭转“文化东南倾”这么一个局面。他不停地写，把自己累得够呛，从《荒原问道》开始，其实一直在做这样一个工作。

　　我觉得徐先生的创作里面就有一种大胆的尝试，在文化里给西北找一个位置，或者说在西北给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寻找一个位置，他是有这种宏大的追求的。至于后面的三个环节，生产这个环节刚才汪老师说了，《补天》这本书是在一个庞大的城市传记家族里诞生的一本精彩著作，大家看一下，装帧啊，开本啊，我觉得非常棒。我说一句相对比较恭维性的话，如果说中华文化要走出去，那么可能《补天》这样的书就是最有机会走出去的，在国外有许多关于中国风水的书，他们的社区图书馆里，中国风水方面的书都比较多。当然，《补天》这部书不是讲风水的，但它把这个事情的源头能够讲清楚。另外像传播和消费环节，我也希望能更早地看到英文版，我昨天拿到的书是徐先生签名赠送的，要说消费，只能是精神消费了。我希望在纯精神的维度上，把徐先生的这部大书全部消化了。

　　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分享会录音整理的即席发言

　　作者简介

　　杨华：诗人，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院长。著有诗集《正午的阳光》《泛传播时代的媒介想象》等多种学术著作，有文学批评文章见诸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