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

摘 要

甘肃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宝库，甘肃历史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习近平主席所概括的中华文明五个方面的突出特性，在甘肃历史文化中就体现得十分显著和充分，即甘肃历史文化具有源远流长的连续性、锐意进取的创新性、坚定不移的统一性、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亲仁善邻的和平性。

关键词

甘肃历史文化；地域文化；中华文明；“一带一路”建设

正 文

习近平主席于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深入阐述，从而为我们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了方向。习近平主席讲话中对于中华文明五个方面的突出特性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和精辟的概括，即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们深深体会到习总书记所概括的中华文明突出的五个方面特性，在甘肃历史文化中就体现得十分显著和充分。

甘肃位处祖国西北内陆，与东中部发达地区相比，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然而在历史文化的积淀上却十分丰厚，曾写下过灿烂的篇章，曾为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建树过不朽的丰碑。甘肃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宝库，甘肃历史文化是一支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同时又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中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在中华文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深入研究和挖掘甘肃历史文化的内涵及其特色和优势，不仅是我国地域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且对于丰富中华文明的内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对于我们今天“一带一路”建设，打造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幸福美丽新甘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源远流长的连续性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甘肃历史文化正是这样一支传承悠久、源远流长的中华地域文化。地处黄河上游的甘肃是中国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曾对华夏文明的孕育和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我们勤劳、智慧、勇敢的祖先，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劳动、生息、繁衍，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留存下丰富的遗迹遗物。甘肃境内发现距今20万年至 2万年的旧石器遗址多处，新石器遗址则遍布全省各地，达数千处之多，构成了完整发展序列。从远古文明直到近现代，甘肃历史文化一脉相承，生动地体现了突出的连续性特征。

例如秦安县发现的大地湾新石器遗址，埋藏极为丰富，文化内涵齐全，一期文化年代距今远达8000年，比仰韶文化早1000多年，为仰韶文化的先驱，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内涵最为丰富的新石器早期遗址，不仅发掘规模之大在全国罕见，而且对于研究中国古代人类活动，特别是对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科学资料。大地湾遗址出土人头形器口彩陶瓶、圜底鱼纹彩陶盆等大量精美的彩陶器，是中国以至世界上最古老的彩陶器，也由此证明黄河流域亦是世界上彩陶文化的源地。大地湾保存了我国最早形成系列的原始建筑群，其中原始礼仪性建筑F901房址，主室室内居住面积131平方米，为当时我国面积最大、工艺水平最高的房屋，是中国宫殿式建筑的雏形和先驱；一期出土的彩陶上发现十多种彩绘符号，被认为是中国文字最早的雏形；一期出土的7000多年前的碳化黍、油菜籽等标本，证明甘肃东部是我国北方旱作农业的发祥地，亦是中国农业文化的起源地之一。

又如甘肃为羲皇故里。古史传说中的三皇之首、中华民族敬仰的人文初祖伏羲的发祥地就在今天水一带。伏羲是由蒙昧时代走向文明前夜的文化先驱者，织网罟，创书契，画八卦，制嫁娶，立九部，设六佐，作历度，定节气，尝百药，造琴瑟，钻木取火，对人类文化的贡献至伟至巨。至今天水市内仍保留全国最大的伏羲庙明代重修的太昊宫。市区西北的三阳川又有伏羲卦台，俗称卦台山，传为伏羲画卦处。其他与伏羲、女娲相关的遗迹遗物，如风台、风谷、风茔、女娲祠、“羲皇故里”石碑，以及麦积山石窟中的伏羲女娲交尾雕塑、卦爻衣着人物塑像和壁画等应有尽有。1992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亲笔为天水题词“羲皇故里”。

再如甘肃也是轩辕黄帝的诞生地和陵冢所在地。《水经注》卷17记载，渭水流经天水一带时轩辕谷水注之，水出轩辕溪，东汉时就有学者认为“黄帝生于天水，在上邽城东七十里轩辕谷”。今天水北面的清水县东仍留有轩辕谷之名，俗称三皇沟，这里曾建有三皇庙，曾立有“轩辕故里”石碑，清水县北又有轩口窑，这一带还留下了大量与黄帝有关的传说。据《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等史书记载，黄帝衣冠陵冢所在的桥山在宁州真宁县东80里的子午山，即今甘肃正宁县五顷原乡的子午岭南端，陵冢犹存。因此，追寻龙族血脉，探访华夏渊源，为甘肃历史文化研究中的一大课题。

甘肃是大禹文化遗存的富集之地，有关记载和传说不绝于史册，大禹遗迹遍布省内许多地方，尤其是在黄河上游的大夏河、洮河流域更是如此。甚至可以认为，“大禹故里”即应在河湟地区的今临夏一带。

以上几方面足以说明，甘肃的确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除上述而外，周先祖和秦先祖也是在甘肃东部一带生息繁衍而兴旺发达起来的。周朝800年的业基就是从陇东开始创建的。周始祖后稷善稼穑，被人们尊为神农，其子不窋因夏朝太康时政乱，率领族人来到今庆阳一带，又经过鞠、公刘几代，“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苦心经营，创造了灿烂的农耕文化，以农耕兴。并凭借其在陇东奠定的雄厚实力，东进中原，翦灭殷商，建立了强大的周王朝。今庆阳仍留存有周祖遗陵、不窋故城、周旧帮木坊、公刘殿等遗迹。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大一统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秦人亦祖居甘肃东部，秦人在今天水一带奋发图强，逐步由弱小走向强大，进而建立霸业，入主中原，横扫六国一统天下，建立了秦王朝。今礼县遗存有规模宏大出土物极丰的秦先祖陵墓群。周秦的典章制度，或者说周秦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的影响至深且巨。

至于此后的两汉、隋唐、宋元明清以至近现代，甘肃历史文化数千年来衔接有序，从无间断，精彩纷呈。

二、 锐意进取的创新性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不畏艰难，锐意进取，求新求变，是中华民族，亦是数千年来甘肃人民持之不渝的精神品格，成为甘肃历史文化的鲜明特性之一。

以敦煌文化为例，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和吐纳口，为“华戎所交”的都会，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后，大多要通过敦煌、河西等地进行中国“本土化”过程，或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交流、整合后再继续东传。同样，中原文化向西传播亦是经过河西、敦煌发生文化的交流融汇。敦煌在融汇、整合东西方文化资源、创新文化智慧方面有着独具特色的优势，诚为东西方文化交融、创新的高地，这也从一个方面生动地体现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的胸怀与坚定的文化自信。

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东千佛洞、五个庙石窟、昌马石窟等），保存了公元4-14世纪的佛窟约900座、壁画近5万平方米、彩塑约3000身，用艺术图像生动地记录了千余年来的历史场景与社会风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历史文化艺术宝库。石窟的营建者们从一开始就进行着再创造，他们适应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按照中国人自己的观念来理解佛教教义，描绘天国的理想境界，创作佛教的神祇；以中国人喜见乐闻的形式宣传佛教思想，以中国民族形式表达佛教内容。他们在创作中发挥出杰出的聪明才智，体现出卓越的创新精神。

就拿敦煌壁画中的飞天来说，艺术形象源自印度，飞天又名乾闼婆、紧那罗。乾闼婆意为天歌神，由于他周身散发着香气，又叫香音神。紧那罗意为天乐神。二者原为古印度神话中的娱乐神和歌舞神，后被佛教吸收为天龙八部众神中的两尊神，其职能是侍奉佛陀和天主帝释。随着佛教东渐，飞天沿着丝绸之路进入敦煌、河西，以至我国内地。莫高窟中保存的飞天多达6000余身。飞天形象传入敦煌后，经不断地交融发展、脱胎换骨、艺术创新，完全摆脱了印度石雕飞天原有的样式，以全新面貌展现于世人面前，美不胜收。

莫高窟早期洞窟（如十六国时期的275窟、272窟等）中的飞天，面相丰圆，躯体短壮，头有圆光，戴印度五珠宝冠或花蔓，上身半裸，披大巾，大多双脚上翘，身体呈“U”形，做飞舞状，姿势大方而略显僵硬，看不出多少飞腾的动感，尚带有印度石雕飞天的较多痕迹。北朝时期，飞天形象加快向中国化方向转变，不断摆脱印度飞天以静为主和犍陀罗厚重风格的影响，克服体态与服饰材质上的局限，使其能够自在地飞翔起来，但仍有较明显的西域样式和风格。比如北魏251窟的飞天，位于窟顶平棋图中和说法图上方，面相修长而丰润，头戴波斯风新月冠，四肢修长，动态豪放潇洒，巾带动势对称如翼，这是西域飞天接受了汉晋绘画影响后形成的敦煌本土风格。又如西魏285窟的飞天，进一步中国化，除敦煌式的西域飞天外，更有传自南朝的中原式秀骨清像式飞天，其面相清瘦，额广颐窄，眉目疏朗，嘴角上翘，面带微笑，或褒衣博带，大冠高履，或半裸披巾，在天花流云中歌舞飞翔，潇洒风流，别具风格；还有道家的飞仙，长耳羽臂，半裸披巾，持节飞行，这是从羽人转化为飞天的过渡形象。

隋朝的飞天一扫以往呆板拘谨的造型姿态，画师工匠不断吸收、模仿中外舞蹈、伎乐、百戏等的精华，进行再创新，克服了早期飞天中蹲踞形和“U”字形的弱点，使得飞天的身姿与飘带完全伸展开来，体态轻盈，流畅自如，服饰华丽，色彩鲜艳，从外观造型到内心情思的表达，都完成了中国化、民族化、女性化、世俗化、歌舞化的历程，表现了空灵、欢乐的精神境界和雍容华贵的民族风格。如第427窟内四壁天宫栏墙内的飞天，绕窟一周，多达108身，皆头戴宝冠，上体半裸，腰系长裙，肩披彩带。飘逸的衣裙，长长的彩带，迎风舒卷。飞天四周流云飞动，天花四散，充满了动感和生气，令人目不暇接。

唐代是敦煌飞天艺术发展的最高峰，初盛唐的飞天具有奋发向上、轻盈潇洒、千姿百态、自由奔放的飞动之美，达到了雄浑豪放与秀丽飘逸的有机统一，进入了成熟、完美的境界，这与唐代前期开明的政治、强大的国力、丰富的文化和奋发进取的时代精神是一致的。除了先前龛顶和藻井四周的飞天组群外，“极乐世界”的上部等处也成为唐代飞天活跃的新天地。飞天有的脚踏彩云，徐徐降落；有的昂首挥臂，遨游长空；有的手捧莲蕾，直冲云际；有的双手合十，从空中俯冲而来，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有的环绕宝盖，相互追逐嬉戏；有的并肩同游，窃窃私语；有的扬手散花，边飞边舞；有的捻花踏云，浮空滑行；有的穿过重楼高阁，宛若游龙；有的手捧法器、舞带随风悠悠漫卷；有的欢快地演奏着琵琶、长笛等乐器，朝着同一方向（逆时针方向）飞去，由此创造出了一个个优美而空灵的想象境界。

例如初唐321窟佛龛顶部和北壁西方净土变上部的蓝空，绘有20余身飞天，姿态优雅，风采各异，其中以净土世界中的飞天最为生动，蓝天空旷，彩云飘荡，天花乱坠，幡盖飘扬，天乐“不鼓自鸣”；飞天身材修长，昂首挺胸，双手散花，衣裙巾带随风舞动，由上而下，徐徐飘落，充分表现出其潇洒轻快的飞行之美；在净土变中飞天与宝池中荡漾的绿波相映相衬，表现出一派宁谧、和悦的景象。又如初唐329窟主室顶部藻井在蓝色背景中描绘出飞天、莲花等形象，飞天的动势与层次丰富的莲花图案相映成趣，在四披垂角幔帷的衬托下，充满生机，藻井外围又有各具姿态的飞天12身，仰头观之，使人感觉仿佛进入了飞动的欢快美妙的佛国世界。再如盛唐320窟南壁西方净土变中的阿弥陀佛头顶华盖上方两侧的两对飞天，身轻如燕，对称出现，神韵怡人；每对一身在前，一身在后，相互追逐，前呼后应，前者回首顾盼，扬手散花，后者张开双臂，追逐嬉戏，灵动活跃，表现出一种既昂扬向上又轻松自如的精神境界与美感。唐代大诗人李白描写的“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正可用来吟哦赞叹敦煌飞天。

敦煌飞天虽源于外来的艺术形式，却是在中国大地上开放的绚丽花朵，特别是隋唐时代的飞天，创造出了具有中国气派、体现中国审美理想的时代风格与民族风采。学界普遍认为，飞天是印度佛教天人和中国道教羽人、西域飞天和中原飞仙长期交流融合为一，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形式。它不同于西方的天使，臂生双翼，为求真实把人和鸟翼捆绑在一起，显得生硬且不合常理；而是依据中国艺术审美理想的传神技法，驰骋想象，创造出的不长翅膀，不生羽毛的崭新形象，敦煌飞天借助彩云却不依靠彩云，仅仅凭借长长的舞带、飘曳的衣裙和舒展的身姿，自如而欢快地舞动，在鲜花和流云的衬托下翱翔天空，把洞窟装扮得满壁风动。

诚如著名学者段文杰先生所论：“敦煌飞天不是印度飞天的翻版，也不是中国羽人的完全继承。以歌伎为蓝本，大胆吸收外来艺术营养、促进传统艺术的改变，创造出的表达中国思想意识、风土人情和审美思想的中国飞天，充分展现了新的民族风格。”敦煌飞天堪称人类艺术的天才创造，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奇迹，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不断突破自我、勇于创新的精神品格。有人说敦煌飞天寄托了人类征服自然、飞跃太空、翱翔宇宙的伟大梦想；也有人认为，敦煌飞天是当代载人航天、宇宙飞船等人类尖端科技的最初灵感来源。

史实表明，不仅飞天艺术形象凸显了敦煌文化的创新精神，而且其他艺术形式，以及石窟营建、彩塑造型、壁画题材内容等方面，在1000多年的发展中也不断地创造着新的成果。

三、 坚定不移的统一性

早自春秋时期，我国便萌生了内涵明确的“大一统”观念，自秦汉以降的2000多年间，尽管期间交织着分裂，但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是无法扭转的历史趋势。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就拿位于甘肃西部的河西走廊而言，史书称其为中原王朝向西伸出的“右臂”，历史上向为关中、中原的门户和中原王朝势力强盛之时向西发展的重要根据地，诚为实现国家“大一统”的“国家走廊”。为了解除来自西、北边防的威胁，经略河西是必不可少的选择。汉、魏、隋、唐、宋、元、明、清各代都把河西作为整个西北地区的战略支撑点，占领河西走廊，就可以进而向西控制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域，并可北征漠北，大扬国威。反之，当中原王朝衰落时河西往往易手，手臂被斫，中原腹地也就暴露在游牧民族政权的直接威胁之下，“大一统”的局面就会遭受破坏。因而河西走廊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正可谓“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

例如早在汉武帝时期，经营河西就是为了断匈奴右臂、隔绝羌匈，消除西北边地的威胁，维护国家的统一。唐代前期“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同样也是为了抵御吐蕃、突厥、吐谷浑的骚扰，以确保大一统国家的安全。又如清代康雍乾三朝经70年的征战平定准噶尔、雍正年间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道咸时期平定和卓叛乱，河西走廊均是极为重要的后方保障基地和大本营，发挥过无可替代的重大历史作用。河西的得失与“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与中原王朝的命运可谓息息相关。河西诚为巩固西北边防、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的重要依托，对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发挥过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堪称中国西部的“命门”所系。

正由于如此，历代中央王朝大都十分重视对河西的开拓经营，重视对稳固的河西根据地的建设：修长城，列亭障，筑关塞，屯兵戍守，徙民实边，开发水利，广置屯田，大兴农牧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兄弟民族的茶马贸易，这不仅对于河西经济文化的繁荣至关重要，而且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亦具有深远的意义。

　 河西走廊是我国历史上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通道和区域。河西东与黄土高原毗连，北与蒙古高原接壤，南与青藏高原邻境，西与塔里木盆地交界，这种特殊的区位条件使其成为历史上生活在这些地域以致更大区域范围内的各民族往来、迁徙、交流、融合非常频繁的地区，农耕民族和诸多游牧民族在本区的交流交融、共建共荣，不仅对于河西历史的发展，而且对于国家的统一大业都产生过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

在河西这个民族活动的历史大舞台上，汉族以及东方来的党项族、满族等，北方蒙古高原来的匈奴、鲜卑、突厥、回鹘、蒙古等族，南方青藏高原来的羌、吐谷浑、吐蕃等族，西方来的昭武九姓和其他胡人、哈萨克族等，从这里西出的乌孙、月氏等族，东去的沙陀等族，以及回族、裕固族等，都曾同台或轮番演出过一幕幕有声有色的历史活剧。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关系在时空上错综复杂和盘根错节，是河西历史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特点，而这又恰恰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动力和组成部分。虽然我们看到史书记载中不乏汉族与游牧民族间的冲突与对峙，但在民族关系中占据主流作用的则是经济文化的交流，民族间的争斗作为特殊现象，自然是史书记载的重点，但实际上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才是河西走廊年年月月发生着的常态。多民族的共同开发建设，赋予河西历史文化多元互嵌共生的内涵和民族浑融的斑斓色彩，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融合发展的民族命运共同体。

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曾提出“民族走廊”这一概念，指一定的民族或族群长期沿着一定的自然环境，如河谷或山麓地带向外迁徙或流动的路线。在这些走廊中必然保留着该民族或族群众多的历史与文化沉淀。位处丝路主干道的河西走廊正是我国一条路线最长、历时最久、规模最宏大、文化积淀最丰厚的民族走廊。河西走廊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为“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和巩固做出过重大的历史贡献。

四、 海纳百川的包容性

从远古时代起，中华文明便显现出多元发展的格局，也开启了与其他文明互鉴互通的历史。开放包容、海纳百川，是中华文明具有强大和长久生命力的重要保证。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仍以敦煌文化为例，笔者认为，敦煌文化是一种在中原传统文化主导下的多元开放文化，敦煌文化中融入了不少来自中亚、西亚、印度和我国西域、青藏、蒙古等地的民族文化成分和营养，呈现出东西方文化融合发展的亮丽底色与崭新格局。例如敦煌遗书中不仅保存了5万多件汉文文献，而且还汇聚有大量中国国内少数民族文字以及一批来自西方国家民族文字的写本，计有吐蕃文、回鹘文、粟特文、于阗文、突厥文、梵文、婆罗迷字母写梵文、佉卢文、希腊文、希伯莱文等语言文字的文本。此外，莫高窟北区还发现西夏文、蒙古文、八思巴文、叙利亚文等文书，可谓兼收并蓄，应有尽有。这么多古代东西方民族、国家的文献汇集一地，本身即表明敦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包容中的重要地位。

又如西方传入的“胡文化”，对于敦煌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即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古代敦煌的赛祆胡俗、服饰胡风、饮食胡风、乐舞胡风、婚丧胡风、敦煌画塑艺术中所融入的西方元素，以及医药学文化、科技文化、体育健身文化等所体现出的中西文化交往交流、包容融汇等。

例如婚丧胡风。由于地处东西交通枢纽和多民族的长期杂居，中古时代敦煌一地的胡汉通婚无论在社会上层，还是下层平民百姓，都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如首任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的父亲张谦逸就娶妻粟特安氏。五代初曹议金出任节度使后，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娶甘州回鹘公主为妻，并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分别嫁于甘州回鹘可汗和于阗国王。此外，曹议金还将其姐姐及其女儿嫁给吐谷浑慕容氏。曹延恭继任节度使后亦娶慕容氏为妻，其弟曹延禄又娶于阗国王第三女为妻。

敦煌民间的婚俗亦随之产生了明显的包容、胡化趋向。早在东汉时，在邓训太守的倡导下，敦煌及河西一带就流行着胡汉通婚的习俗，其后沿而不衰。敦煌文书《仓慈传》（P.3636）记载，三国曹魏时仓慈“为敦煌太守，先是强族欺夺诸胡，为慈到郡，处平割中，无有恶党。胡女嫁汉，汉女嫁胡，两家为亲，更不相夺”。西魏至唐宋时大量的敦煌户籍中亦可证明这一事实。如《西魏大统十三年（547年）瓜州效谷郡籍帐》（S.0613）载，户主侯老生，妻叩延腊腊，家中一个女儿为“胡女”；户主其天婆罗门，妻白丑女；户主王皮乱，妻那雷处姬……从他们的姓名中即可判断出胡汉通婚的事实。又如源自匈奴、突厥、吐谷浑等族的收继婚，在敦煌屡有所见。婚礼当中的青庐交拜、下女夫、障车、奠雁等习俗均受胡族影响明显。敦煌丧葬习俗，亦受胡风熏染。如流行于中亚一带的“剺面截耳”“断发裂赏”等丧礼，在敦煌壁画中皆有所见。

再如敦煌医学方面显现出的中西文化交流包容、兼收并蓄亦不胜枚举。敦煌保存的医学方面的写卷有60多件，另有医方残卷30余卷，共录有医方1200余首。除大量中医药学文献外，还有吐蕃文的火灸疗法等，并有梵语——于阗语双语《耆婆书》、于阗语《医理精华》，为印度医药学的代表；又有梵语、于阗语、龟兹语、粟特语医方等。敦煌遗书中所见药物，除大量来自中原内地外，还有不少西域、印度、波斯等地输入的药材，如诃梨勒、高莨姜、荜拨、安息香、熏陆、苏合、阿魏、阿摩罗、旃檀香、青木香、零陵香、毗梨勒、婆律膏、艾纳、胡椒、石蜜、白附子、无食子、龙脑香、龙涎香、胡粉、莳萝、马芹子、阿月浑子、泽兰香、兜娄婆、甲煎香、迷迭香、骨咄犀、胡姜（天竺干姜）、黄丹、索边、叱脂、白珂、龙涎香、商陆根、昆布、海藻、石蜜、半蜜、流蜜等，多达150余种。敦煌医学生动地反映了古丝绸路上中医学与藏医学、于阗医学、粟特医学、回鹘医学、龟兹医学、古印度医学、波斯医学等医药学文化的交流交融。

又如科技方面，起源于巴比伦、形成于希腊、又由希腊传入印度的黄道十二宫天文学体系，随着佛教传入敦煌乃至我国内地。莫高窟五代61窟甬道南壁绘“炽盛光佛”一铺，北壁绘助缘僧及诸星、天宫、乐女等，“炽盛光佛”两侧绘九曜神像，天空中绘黄道十二宫图形，其二十八宿为28个天人，分为7组，每组4位。画中黄道十二宫的图形及画法都已明显中国化了。榆林窟宋代第35窟前室西壁北侧、肃北五个庙石窟南北两壁亦绘有中国化的黄道十二宫及二十八宿神像，从中可探寻出古代天文学中西文化交流融汇的实情。又如来自印度的甘蔗制糖法亦传入敦煌。P.3303v《印度制糖法残卷》记：“西天五印度出三般甘蔗，一般苗长八尺，造沙唐多不妙；第二校一二矩，造好沙唐及造最上煞割令；第三般亦好……”季羡林先生对此有精辟研究。

再如敦煌体育文化方面，包括摔跤、相扑、射箭、体操、技巧、健美、举重、棋弈、游泳、跳水、投掷、划船、马伎、马球、击球、武术、气功、投壶、游戏、踏青、秋千、登山、滑沙等，斑斓多姿，精彩纷呈。其中涵盖了中西五大运动体系，包括由生产实践与军事训练及战斗机能转化而来的体育活动、具有技击和保健特色的武术与养生体育、具有娱乐竞技特色的球类活动、具有益智特色的棋牌博弈类活动以及具有地域与民俗时令及休闲特色的民俗民间体育。敦煌体育文化所体现出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乐观进取的精神，既蕴含有我国传统的强体健身的精华，又体现出外来体育锻炼方式和观念的熏染。

例如据李重申等先生研究，来自印度的瑜伽练功，在敦煌佛经文献中不乏记载，在敦煌壁画中亦多处可见，其中不少功法中带有人体倒立的性质，如莫高窟北魏第251窟、西魏第249窟、初唐第220窟、盛唐第79窟、中唐第158窟、中唐第361窟、晚唐第156窟、晚唐第196窟的壁画中均绘有此类倒立的图像；北周第290窟等佛传故事壁画中描绘悉达太子练功的“举象图”、五代第61窟西壁佛传故事屏风画中所绘悉达太子单手举擎钟和白象，举火盆、举铁槊以及在奔马上举铁排的壁画等，重现了古代武士举重物的景象，显然均受到印度体育的影响。

在敦煌养生文化方面，儒释道理念相互渗透，兼收并蓄，交融共存为一种共同的精神，那就是以“博爱为怀”“救世为本”。其中所表现出的精、气、神三位一体的生命观，阴阳和谐的健康机理，“正气在内、邪气不可干”的保健思想，“节阴阳、调刚柔”的动静法则，追求“长寿养炼”的“导引”与“行气”手段等，都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和文化遗产。

历史雄辩地证明，每一个民族都需要学习和汲取其他民族文化的营养来推动自身的发展，悠久的中华文化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从来就没有脱离过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光互影。丝绸之路上的敦煌文化在其长期的历史演进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形成了极强的包容性，它并不排斥外来的同质或异质文化，包容不是简单的混合，也不是取消差异，取消民族特色，文化的认同并不等于文化的同化，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是以我为主对外来文化进行的改造与融合，是在更高层次上和更广范围内的优势互补和创新发展。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自由交流，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融汇合，使得敦煌文化绝非仅仅是本乡本土的产物，而成为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交流融汇、创新转化的典型代表。

五、 亲诚惠容的和平性

在农耕文化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中华文明，始终具有以稳定与和平的方式处理周边关系的内在需求。“协和万邦”“亲仁善邻”“亲诚惠容”“救灾恤邻”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纵观我国的历史，从未用霸权主义对待周边弱小国家，而是力求在和平状态下与其他国家和睦相处。

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同样强调：“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同时，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诚如习近平主席所言，翻检数千年来的中国历史，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尽管期间不乏对外征战的记录，但征战的原因皆是由于外敌入侵，我们不得不奋起反抗、守疆护土、保家卫国、抵御霸权欺凌、守护和平而为，而并非主动挑衅、侵略别人而为。

例如战国至西汉前期，居于我国北方的匈奴族渐次强大起来，匈奴奴隶主贵族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经常驱使部众，南下攻略，杀掠吏民，劫夺财产，边境地区屡屡遭受重大的人员、财物损失。当时限于国力有限，不得不对匈奴采取妥协退让的和亲政策，但这并不能满足匈奴奴隶主的贪欲。《汉书·匈奴传》记载：“匈奴寇盗不为衰止，而单于反以加骄倨。逮至孝文，与通关市，妻以汉女，增厚其赂，岁以千金，而匈奴数背约束，边境屡被其害。”汉王朝迫不得已，只能采取逐渐积蓄力量、反击匈奴侵略的政策。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诱敌的马邑之谋，揭开了抗击匈奴战争的序幕。经过公元前127年的河南之战、公元前121年的河西之战和公元前119年的漠北之战，“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基本上解除了匈奴的威胁，赢得了边地的安宁。可见汉朝抗击匈奴的战争，完全是被迫的，完全是出于自卫反击、谋求和平的目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绝非是对他人的侵略和领土扩张。

曾有人认为，汉武帝出兵击败匈奴、占领河西走廊，是一种开疆拓土、扩张领土的侵略行为。其实这完全是一种不明史实的误解。

据《汉书·张骞传》等史籍记载，张骞出使西域起初目的，就是要联络原来居住在河西走廊被匈奴赶走的大月氏，共同夹击匈奴，以夺回月氏人的故地。然而由于此时大月氏占有了葱岭以西“地肥饶，少寇”的地方，已不想再找匈奴复仇，不想重返河西故地。可见汉王朝并没有自己扩张领土的想法和举动，并非想要自己占据河西。

又据《史记·大宛列传》，经过元狩二年（前121）的河西之战，汉朝的抗匈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出现了“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的局面。于是张骞向汉武帝献策：“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故浑邪地（河西走廊一带）空无人。蛮夷俗贪汉财物，今诚以此时而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天子以为然，遂拜张骞为中郎将，出使乌孙等国。《汉书·张骞传》亦如此记载。但乌孙也不想重返河西，“未能得其决”。

《汉书·西域传》亦曰：“始张骞言乌孙本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今乌孙虽强大，可厚赂招，令东居故地，妻以公主，与为昆弟，以制匈奴……武帝即位，令骞赍金币往。”然而“其大臣皆不欲徙”。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汉室不得已只好自己往河西走廊移民徙边，置设郡县，屯田积谷，开发经营河西。因而汉室占领河西，完全是出于抵御匈奴骚扰、隔绝羌匈、维护边地和平安全和道路畅通的防御性目的，而并非为了领土扩张。如果不这样的话，匈奴就会重新打进来，重新占领河西，重新构成对汉朝北部边境安全及丝绸之路通道的严重威胁。

可见，河西走廊纳入中原王朝版图是果，而不是因，完全是顺应历史潮流的结果。河西的开发经营是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由此保障了边境的和平安全和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祖国西北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及西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于多民族大一统中国疆域的形成亦具有深远的意义。

纵观中国历史，在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冲突中，即使中央政权大获全胜，最终落脚点大多仍然是回到军事防御上，回到和平相处上，而并非以攻城掠地、欺凌奴役他人为最终目标。史实清楚地表明，汉武帝对匈奴战争的性质完全是防守反击，以攻为守，而并非是追求领土的扩张。中国是中国境内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领土扩张的基因，祖国辽阔疆域的形成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实质是基于中华文明本身的吸引力以及周边民族不断吸收中华文化而融合发展形成的，是几千年来祖国内地与边疆地区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密切联系、交往所自然而然发展形成的。我国境内各族人民长期以来相互交往，团结互助，和衷共济，患难与共，手足相系，戮力同心，共同反抗侵略，共同维护和平安宁，共同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形成了强大的内聚力，以至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血肉相连，谁也离不开谁，共同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

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高度认同，将各民族的思想、理念融为一体，深植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加深了各民族的共同体意识，筑牢了中国统一的基础。中国的历史雄辩地表明，各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和最高的核心利益。

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公元1247年，代表西藏僧俗各界的政教领袖萨迦班智达与蒙古汗国皇子阔端，在凉州就西藏的归属问题举行了著名的“凉州会谈”。会谈完全是在和平的方式下进行的，从根本上避免了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会谈的成功使西藏正式纳入伟大祖国的怀抱，成为祖国神圣领土永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永远不可或缺的成员。河西走廊为促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为促进祖国西部的和平安宁建树了永不磨灭的历史功勋。

在“凉州会谈”中，阔端与萨班经过一系列商谈，最后议定了西藏归附蒙古的条件。会议协商的结果以公开信的形式，由萨班亲笔草拟而成，然后分发给各地领主与各教派领袖，这就是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书中首先表明了蒙古统治者对西藏佛教的敬重及对萨迦派的优待，并向西藏僧俗各界说明归顺蒙古的利害关系；接着声明萨迦派已经带头归顺了蒙古，蒙古也授权萨迦派代理西藏事务；然后讲清归顺蒙古的条件和要求，开列出应向蒙古纳贡的物品清单。

“凉州会谈”使西藏正式纳入伟大祖国的版图，“凉州会谈”后不久元政府即在西藏地方设置管理机构、清查户口、委命官吏、征收贡赋，使西藏真正置于中央政府的管理之下，从而理顺了中央与西藏的关系。因此，“凉州会谈”既是对西藏与国内各民族长期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以及传统友谊的巩固，也是对这一成果的重大突破与发展。“凉州会谈”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与发展。萨班与阔端摒弃个人利益与民族偏见，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潮流，对祖国的和平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丰功伟绩，永远值得全体中华儿女颂扬与怀念。也由此表明国家的安定统一，民族的友好团结，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凉州会谈”的成功举行，为西藏地方赢得了和平与安宁，推动了西藏社会的发展。这充分展示了蒙藏双方领袖阔端与萨班的远见卓识与宽阔胸怀，也给各族人民，尤其是藏族人民带来了安宁与和平的福音。正如藏族史籍《青史》所载：“卫藏之僧人、弟子和施主等众生，阅读《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后无不欢欣鼓舞。”由此表达了西藏僧俗各界广大群众对这次会谈结果的热切期盼与衷心拥护。“凉州会谈”的成功举行，也加强了西藏人民内部的团结与稳定。自9世纪中期吐蕃政权瓦解后，400年间西藏内部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割据称雄、征战不休，给藏族人民带来了诸多灾难与痛苦。“凉州会谈”后，萨迦派在中央王朝的推崇与扶植下，成为西藏地方政教界的领导力量。他们代理中央政权与中央派驻西藏的管理机构及人员共同管理西藏，使西藏地方有了共同的权力中心和共同的精神领袖。在萨迦派的领导与管理下，西藏基本上结束了长期的战争与分裂割据，使内部逐步走向统一，增强了凝聚力，为西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赢得了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并为藏族与祖国各兄弟民族经济文化广泛深入的交流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会谈后先是以阔端为首的蒙古贵族在凉州接受萨班灌顶而皈依了藏传佛教，以后上自元朝皇帝忽必烈，下至普通蒙古百姓，都先后皈依了藏传佛教。也就是从这时起藏传佛教逐渐成为蒙古族全民信仰的宗教，从而对其社会生活、文化习俗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一部分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群众，尤其是与藏族毗连的甘、青、宁地区的不少群众也改信藏传佛教，一批汉传佛教寺院也改建为藏传佛教寺院。自此藏传佛教跨出雪域高原，传遍全国，凉州也发展成为藏传佛教向外传播的中心。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爱好和平、崇尚正义、从不好战而又不畏强暴的民族，几千年来的中华文明史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基础。我们将以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根本遵循，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自强，奋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作者简介

李并成，西北师范大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敦煌学、历史地理学以及西北历史文化的研究和教学。1996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10年4月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2011年11月被中央统战部、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授予“‘十一五’期间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贡献先进个人”称号。甘肃省教学名师，甘肃省领军人才第一层次人选，甘肃省宣传文化系统拔尖创新人才。

独立承担、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河西绿洲历史时期的开发与沙漠化研究》（00BZS030）、国家教委“九五”规划重点项目（96JAZ770018）、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历史上塔里木盆地南缘绿洲的土地开发与沙漠化研究》（05JA770023），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西北地区古代民众生态环境意识研究》（41361032）等；并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合作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河西地区环境变迁与人地关系研究》（49731010）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973项目）《中国北方沙漠化过程及其防治研究·历史时期沙漠化过程研究》等。

著有《河西走廊历史地理》《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大漠中的历史丰碑》《瓜沙史地研究》等专著，主编《敦煌学百年文库·地理卷》《敦煌学教程》《河西走廊人地关系研究》等专著。在《中国史研究》《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地理科学》《历史地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敦煌吐鲁番研究》《西域研究》《考古》《文物与考古》《求是》《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天津师范大学学报》《西北师大学报》《资源科学》《光明日报》《中国农史》《旅游学刊》《北京图书馆馆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中国科技史料》《历史教学》《地理教学》《甘肃社会科学》《开发研究》日本《オアシス地域研究会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

来源 ：《丝绸之路》2024年第2期5-15页, 已略去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