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宪子”鬲是石家墓地首次发现的有铭青铜礼器，通过考证可知石家人群早期很可能来自于千河流域及其附近。“梁伯”戈是石家墓地发现的第三件有铭戈，属于梁国之器，极有可能是梁灭国后经秦人之手辗转至石家墓地。

2017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清理宁县石家墓地南区M218时，新发现一件“宪子”鬲[1]。这是石家墓地近几年发掘中，首次在青铜礼器上发现铭文。2018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清理石家墓地北区M60时，发现一件“梁伯”戈。这是石家墓地截止目前出土的第3件铭文戈。本文就这2件铭文铜器所反映的族属或国别等相关问题做一初步探索，以求教于方家。

一、两件有铭铜器出土背景

M218位于石家墓地南区2016～2019年发掘区东侧偏南。墓葬形制为南北向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口大底小，墓口面积为24、椁室面积为18.36平方米。一椁重棺。墓主人为男性，侧身屈肢，头朝北，面朝西。青铜礼器置于椁室南端，即墓主人脚端。有铜鼎7、簋8、方壶2、甗1、鬲1、盆1、盘1、匜1件（图一）。

图一?M218 椁室南端青铜礼器

M60位于石家墓地北区2018年发掘区中部。墓葬形制为南北向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室面积为3.5平方米。单棺。墓主人为男性，仰身直肢，头朝北。未发现青铜礼器，仿铜泥质礼器置于木棺东侧北端，有鼎1、簋2、方壶2件。铭文铜戈出土于泥器偏南处（图二）。

图二?M60 墓室东北角出土器物

二、“宪子”鬲铭文及相关问题

图三?M218 出土“宪子”铜鬲及铭文拓片、摹本

M218出土7鼎8簋，墓主身份等级极高。器主（可能为墓主）自称为“宪子”，属国内首次发现。查与“宪”相关金文资料，宪鼎铭文曰：“唯九月既生霸辛酉，在匽。侯赐宪贝、金，扬侯休，用作召伯父辛宝尊彝。宪万年子子孙孙宝光用，大保。”[3]另伯宪盉铭文曰：“伯宪作召伯父辛宝尊彝。”[4]宪与伯宪学界普遍认为是同一人。燕国始封于召氏，文献记载召公长寿，一直到康王时期。第二任召伯就任时间，约当是“宪”时期。石家墓地新发现的“宪子”与召氏家族“宪”显然非同一时期。

另有关“宪”之例证，西周晚期散氏盘铭文有曰：“自瀗涉以南，至于大沽（湖），一奉（封）。以陟，二奉（封），至于边柳。复涉瀗……”[5]记载散、夨两国因土地纠纷，而重新划定疆域的一份土地契约。铭文中“瀗”，为地名。王国维在《散氏盘考释》中云：“瀗，水名，读当与宪同。”[6]另卢连成、尹盛平二人疑瀗即汧[7]。二者古音同属元部，声纽均为牙音（晓、溪），二字可通。已有学者对散、夨两国属地考证，基本以今宝鸡地区的汧河为界，其右岸的贾村原直到汧河上游的陇县为夨国地界，左岸冯家山水库以南的凤翔原是散国与井国（郑）地界，而两国境内涉及水域仅有汧河（今为千河）[8]。

此说若成立，至少以石家M218墓主为首的“宪子”一支，其早期采邑大致在千河流域及其附近一带。实际上，从考古资料来看，石家第一期遗存—春秋早期墓葬已与千河流域诸遗址存在联系。这批墓葬棺饰遗存内涵丰富，其中悬挂于“池”下串饰物组合多样，但以珠贝与（陶、石）磬形饰为固定搭配，多在大、中型墓葬中有呈现（图四）。这类组合形式目前仅在陇县边家庄M1、M5[9]，户县南关春秋74M1、82M1[10]有少量发现，西安以东地区目前尚未发现此类组合。石家M40椁盖上发现整车殉葬这一现象（图五），在陇县边家庄M1有类似发现；石家一期墓葬铜器常见纹饰为重环纹、夔龙纹、窃曲纹、波曲纹（山纹）等，属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盛行纹饰，同样在边家庄等墓地流行；铜礼（容）器固定组合为鼎、簋、壶、盘、盉，在千河流域及其周边陇县边家庄、宝鸡姜城堡[11]、宝鸡南阳村春秋秦墓[12]等地都基本相同。这其中石家铜礼（容）器中盉皆为扁腹，鸟形盖顶（图六），文化属性上为周文化系统[13]。关中地区仅在边家庄、宝鸡姜城堡等墓地有发现。

图四?M257 椁室串饰物

图五?M40 椁盖上殉车

图六?扁腹铜盉（M4:33）

春秋中期以来，两区域文化联系向深层次发展。千河流域诸遗址已由早期周秦文化演变为典型秦文化，这其中以凤翔孙家南头秦墓为代表。石家第二期遗存—春秋中期墓葬高比例的殉狗现象在孙家南头多有发现；石家墓地随葬器物中常见各种材质的圭，同样在孙家南头有高比例的发现；石家墓地春秋中期墓葬铜礼（容）器中新增加一类带盖盆（图七），这在孙家南头秦墓用器制度中属显著特征；祔葬车马坑已由早期的南北向转变为东西向，其中MK5车马遗存下，挖简易长方形浅坑，以单棺装殓殉人的现象（图八），同样可在孙家南头秦墓CMK2、CMK3见到[14]。

图七?M35 出土铜盆

图八?MK5 车马下殉人方坑

自秦立国，至德公居雍，秦人在东进之路上披荆斩棘。《史记》：“襄公十二年，伐戎而至岐……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东猎……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15]。从陇县边家庄、宝鸡姜城堡、宝鸡南阳等墓地混合周秦文化特征，即可看出秦人在东挺千河流域一带时接纳周余民的这一事实。然而并非该区域所有周余民被秦人收服，或迫于高压部分周余民向周边迁徙。石家墓地第一期遗存中表现出浓郁的周文化，如南北向墓葬；盛行直肢葬；棺饰遗存内涵丰富多样；南北向车马坑，且车马分层放置等，及与千河流域诸如边家庄、姜城堡等遗址存在紧密联系。因此，石家墓地春秋早期这批周余民有可能是从千河流域一带迁徙过来的。

春秋中期以来，秦人极度扩张。随着徙都雍城，特别是春秋后段穆公霸“西戎”这一局面的打开，秦人完全掌控了黄河以西大片区域。基于西周灭亡的前车之鉴，雍城以北尤其是泾河上游这一敏感区域，必然是秦人的重要防控区域。就M218表现出的秦文化因素来看，铜鬲铭文上秦式文字书写特点；铜鼎腹部变浅，足部上移上部粗壮张扬，中部有圆箍；铜盆器盖整体呈圆弧形，高捉手；双系陶罐为小喇叭口，肩部较圆，附双系，有秦式特点等。第二期墓葬中秦文化因素特征明显。葬式已由春秋早期直肢葬演变为大部分为屈肢葬；祔葬车马坑方向由南北向转变为东西向，整车随葬，车辕朝东，有殉人现象；随葬品组合中秦式特点器物不仅体现在青铜兵器，诸如秦式剑、秦式矛等，青铜礼器如铜鼎足部多粗壮、张扬，中带箍，铜盆搭配鼎簋组合形式等，日用陶器诸如秦文化典型器—喇叭形口罐也已出现。另外，与石家墓地存在“葬”与“居”关系的遇村遗址，在第三期遗存（春秋中期）中同样发现有典型秦文化因素的麻点纹鬲足，喇叭罐口沿，槽形板瓦等器物。石家墓地发现的这支以M218墓主“宪子”为首的亲秦或秦人族群，正是秦国对该区域防控的一个缩影。从大的历史背景来看，灵台景家庄秦墓、灵台洞山东周秦墓、平凉市博物馆出土或藏有春秋中期秦式特点的青铜鼎、簋组合等，它们共同组成了春秋时期秦国防控泾河上游地区诸戎的边防体系。

三、“梁伯”戈铭文及相关问题

M60出土铜戈形制特殊，三角形锋，转角处出现圆钝，援部前端较直，中脊明显，末端上部弧形外撇形成近梯形突起，上有一穿，短胡一穿，内部大致呈梯形，末端呈弧线，中有一横穿，内部竖向刻有两行六字铭文“梁白（伯）中行徒戈”（图九）。

图九?M60 出土“梁伯”戈及铭文

图一〇?故宫藏“梁伯”戈及铭文拓片

从器物特征看，此戈与故宫博物院所藏之器非常相似。援部末端上部均有近梯形突起，中脊明显。只不过故宫所藏梁伯戈三角形锋转角处较方折，胡部为中胡两穿，阑部饰兽面[18]。二器字形特点上，“梁”字相似，具有西周金文特点，从水从刃。“行”字在甲骨文、金文与战国文字中虽大同小异，从笔画特征上看，仍符合春秋时期字形特点。器形上相近，文字特点上相似，二器“梁伯”或为同一人，它们同属韩城梁国之物，年代为春秋早期。

《左传·僖公十八年》：“冬……梁伯益其国而不能实也，命曰新里，秦取之。”[19]《史记·秦本纪》：“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以牺三百牢祠鄜畤，卜居雍，后子孙饮马于河。梁伯、芮伯来朝。”[20]《史记·秦本纪》：“二十年，秦灭梁、芮。二十二年，晋公子圉闻晋君病，曰：‘梁，我母家也，而秦灭之。’”[21]从上述记载可知，韩城梁国为周平王时所封，秦仲少子康立国，嬴姓，称其梁伯。因其居秦、晋两大国之间，与两国关系密切。公元前640年，因梁伯好土功而被秦所灭。

反观石家墓地北区M60同出随葬品，泥鼎浅腹，平底，足部上端粗壮，上移至近腹中，有秦式特点；泥方壶形体直角方形，长直颈，略显垂腹，腹、口径相差无几，圈足较矮（图一一），与宝鸡福临堡M2出土方壶形制相近。年代可至春秋中期，石家墓地第二期遗存，这一时期石家墓地秦文化因素明显。这件铜戈，极有可能是因梁灭国，终经秦人之手辗转至此。

图一一?M60出土泥方壶

作者 ：邹子婕、王永安　 来源 ：《考古与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