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泾川县大云寺出土的金属舍利瓶函

甘谷县出土的唐三彩凤首壶

唐代胡腾舞铜俑

莫高窟第156窟 《张议潮统军出行图》 晚唐

黑河，甘肃张掖境内最大的河流，千百年来哺育着张掖绿洲

　　隋唐时期，国家相对统一安定，有利于文化事业的发展，甘肃的科学技术同域内其他地区一样，在这一时期有长足的进步。本文以天文历算、农田水利、金属器加工、玉石陶瓷制作以及丝麻毛纺织技术为重点，介绍甘肃科技文化的历史性成就。

天文历算和医学

　　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文书中，有抄写于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的一件《星占术》残卷，记载了战国时期形成的甘德、石申、巫咸三家著作的内外官星283座，1464颗星，与《晋书》《隋书》两书中的《天文志》的记载相符合。残卷上还有一幅唐初时绘制的《全天星图》，它以甘德、石申、巫咸等人的著作为依据，绘制了1359颗星，是世界上现存记载星数最多，绘制方法科学的一幅星图。敦煌文书中还有一件《乾符四年丁酉岁（公元877年）具注历日》印件，是现存敦煌历日中内容最丰富的一件。现知的敦煌历日有近50件，是研究古代历法编制和天文学难得的史料。以上这些文书，都是甘肃所见的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

　　敦煌藏经洞文书中有20件唐人手写的算术残片，包括《算经》《九九乘法歌》《算表》《田积表》等，被称作《敦煌算书》。其中的筹式记数法，是中国已知的最早应用算筹记数的文献。在流落国外的敦煌文书中，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存有《算经》一卷，上有30行应用题解法，文字清晰可辨，当是甘肃古代学人的手迹。

　　敦煌文书中的医书，不包括佛经等文书中散见的医学内容，其写卷尚有60余件。分为医经、本草、针灸、医方、养生等门类。其中《新修本草》残页，收入药物844种，由李勣、苏敬等人在南朝梁陶弘景《神农本草集注》的基础上编写而成，于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颁行，内容分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它开了世界医药学著作的先河，也是世界最早的由国家组织编纂的药典。敦煌藏经洞还发现唐人孟诜著《食疗本草》3卷，是对唐以前食疗药物及食治验方的系统总结。原书早佚。据《旧唐书·孟诜传》记载，孟诜的医药学著作还有《补养方》《必效方》各3卷。此外，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医书写卷，还有反映中医与藏医、于阗医、粟特医、回鹘医、龟兹医以及古印度医、波斯医的交流互融等内容。

农田水利技术

　　唐代甘肃的水利建设以河西最发达。在千里走廊的狭长地带，大黄山、黑山和宽台山，将该地区分割成三大块，绵延的祁连山雪水汇聚成石羊河、黑河、疏勒河和党河等内陆河流，由南而北而西，像是大地母亲的乳汁哺育着武威永昌绿洲、张掖酒泉绿洲和敦煌玉门绿洲。唐朝政府为供应这里长年驻扎的十四五万军队的粮草，兴建大规模的屯田水利设施；私家地主的水利开发也颇有成效。

　　据敦煌文书《沙州图经》记载，唐时敦煌有相当完善的农田灌溉渠系。其灌溉网以甘泉水（今党河）为源头。它在马圈口用堰水引流的技术建成水利总枢纽，分流、分向、分片地浇灌农田。主干渠有东河渠、神农渠、阴开渠、宜秋渠、都乡渠、阴安渠及北府渠共7条，每条干渠又分建许多支渠和斗渠（或叫子渠），共计斗渠117条，每条斗渠上都有繁密的斗门。较大的干渠如敦煌城西的宜秋渠，长20里，两岸修有10里长的护堤，堤高1丈，底宽1丈5尺，科学适用，遗迹至今犹存。另一条都乡渠也长20里，水流量很大。为预防溃堤，人们将河岸不断加宽，到唐末五代时已成为一条长流河。马圈口堰据传是西汉时期创建，唐时拓展增大。据《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此堰南北长150步，阔20步，高两丈，总开5门分水，以灌田园。

　　上述7条主干渠布局合理，坚固耐用，每年可灌溉6000多亩粟、麦、麻、豆、菜等农作物及闲地3至6遍。敦煌地区还有一些拦河蓄水坝，如沙州东部街亭驿附近的长城堰，是当地官民技术人员合理设计，巧妙施工，经过无数代人的艰苦劳动才建成。此外，敦煌还有一些泉水、大泽，如东泉泽、四十里泽、大井泽、二师泉等，也被引来灌田。瓜州“少雨，以雪水溉田”。唐玄宗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吐蕃攻陷瓜州，渠堰尽被毁坏。后在瓜州刺史张守珪的督修下，“水道复旧，州人刻石以纪其事。”唐朝有地方政府向中央按期申报《图经》（附有地图的地理志），即地方治理情况的制度。河西其他各州的《图经》虽已不存，但《沙州图经》的发现足以想见自然条件相差不多的其他各州水利盛况和技术。

　　甘州为张掖河（今黑河）及弱水蔓延之区，地多洼下，掘土成泉。滞则有低湿之虞，疏则有灌溉之利。唐李汉通等主持在甘州开设屯田，兴修水利工程，据近人慕少堂考证，唐时所开的一些水利设施，如张掖的盈科渠、大满渠、小满渠、大官渠、永利渠、加官渠等，直到近代晚期还在利用，经济效益相当可观。长安三年（公元703年），郭元振任凉州都督时，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水陆之利，稻收丰衍”。陈子昂向朝廷上报说：甘州屯田“四十余屯，水泉良沃，不待天时，岁取二十万斛。”另据《通典》记载，唐玄宗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天下屯田收入总计有191万余石，其中河西所收者就有26万余石，陇右44万余石。当时河西只有17万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3％，没有先进、适用的水利技术，怎能获得如此显著的农业成就。

　　唐代陇右的水利工程同河西比肩而进。见于记载的有唐玄宗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刺史安敬忠在会州会宁县（治所在今甘肃省靖远县）修筑的黄河堰。修建此堰主要目的是“以捍（控制）河流”，扩大灌溉面积，当时沿黄地区以及泾、渭等河流域，都有比较发达的引流灌溉，其驾驭大河的技术措施放到全国层面上，也不能小觑。

金银铜器加工技术

　　新中国成立后，甘肃考古发现不少隋唐时期金银铜等金属制作的器物，从中可以看到甘肃当时金属加工技术的水平。

　　1964年12月，甘肃泾川县城关公社水泉寺大队农民整地时发现一方石函，经有关部门清理，石函内有鎏金铜函、银椁、金棺及装有舍利的琉璃瓶，瓶内盛14粒舍利，为白色晶体。金棺银椁外表满刻莲花和缠枝忍冬花纹，而金棺的莲花纹中，又镶嵌白色的珍珠和透明的石英石、绿松石，更显得华丽精致，为盛唐时期金银细工的重要标本。据石函铭文记载，此石函原出自大云寺右侧残存的古塔基址。石函与舍利经供养后，于武则天延载元年（公元694年）“迁于佛殿之下”。石函顶及四周的花纹和金棺银椁等都是重埋时增加的，可作为盛唐时期甘肃金属细工的重要标本。

　　这一时期通过“丝绸之路”从域外输入的金银饰物及其制作技术，大大丰富和提高了甘肃的金属制作技术。1978年甘肃榆中县城关朱家湾村慕容仪墓出土了一件嵌宝石金戒指，径1.5厘米，高0.6厘米，重20.55克，内平外凸，粗细不等。戒面镶嵌处宽厚，正中镶嵌1粒大红宝石，两边各镶1粒紫宝石。大戒面两侧还有4个凹坑，原嵌宝石已经脱失。这只戒指切割抛磨精湛，当是中亚、西亚传入或受其技术影响而制成，在出土的诸多金银器制作中具有代表性。现存榆中县博物馆。

　　山丹县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有一件胡腾舞俑，是新西兰教育家路易·艾黎收集捐赠的。舞俑阔嘴大耳，面带笑意，头戴尖顶毡帽，身穿窄袖胡衫，腰系长带，脚蹬胡靴，左脚站在莲花瓣状圆台上。圆目钩鼻，双臂双腿舞动，裙摆上卷，形态传神。唐人有“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的诗句，此俑正反映了甘肃凉州胡腾儿的真实形态，同时也反映出甘肃铜器铸造的技术水平。

　　唐代甘肃铜钟、铜镜铸造技术娴熟，保存下来的也较多。如武威市的“凉州大云钟”就是其中的一件。它高2.4米，下口直径1.45米，钟壁厚约10厘米，由铁、铜、金混合铸成。钟外所铸三层图案，第一层为裙装花冠的飞天，第二层为勇猛异常的武士，第三层是天王和龙的形象。整体构造匀称，古朴凝重，是甘肃现存唐钟中的工艺精品。

玉石陶瓷制作技术

　　隋朝时甘肃玉石陶瓷制作资料流传下来的较少。唐代著名的夜光杯就是用祁连山玉石精雕而成。夜光杯有白、绿、墨等色，玲珑剔透，精致美观。唐人王翰《凉州词》中有“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的诗句。此诗一出，更使夜光杯和其诗一样名噪一时，流传千古。

　　这一时期甘肃的另一特产洮砚也极负盛名，技艺影响至今犹存。

　　唐人烧制的三彩陶器，有人物、鸟兽、车马等雕塑形象，还有很多瓶、罐、盘、盏等器皿。三彩陶器胎质松软，釉色多为黄、绿、白三色，也有蓝彩，但较为罕见。三彩陶器上有意地利用釉色的变化做成装饰，富于华丽的效果，其制作技术在甘肃广泛流行。

丝麻毛纺织技术

　　隋唐时期甘肃的纺织原料以丝、麻、毛为主，后世占纺织原料主导地位的植棉技术此时尚未传到陇右。各州县作为土贡或赋税上缴给政府的纺织原料和产品，有绢、绸、锦、布、麻、靴毡、靴、皱纹吉莫（皮革名）、胡女布、吉莫靴、驼毛褐、丝、绵（蚕丝片或团）等。

　　皮革、毛毡是甘肃民众的主要服饰材料。史书、诗词提到隋唐时代甘肃民众衣饰的时候，多以皮裘毛毡为词。如白居易《缚戎人》诗：“一落蕃中四十载，遣著皮裘系毛带”，准确地反映出这一社会衣饰现象。可知制革、制毡仍是当时民间最普遍最兴盛的手工业部门。

　　细褐织法的传播，说明唐代甘肃纺织业技术的进步。明人宋应星《天工开物·乃服·褐毡》记载西域有一种“矞艻羊”，外毛不甚蓑长，内毛细软，取织绒褐，质地很细。书中说这种羊在中国“名曰山羊，以别于绵羊”。它在唐末由西域引入临洮，并在兰州等地大量繁殖成功，增加了甘肃各州县毛纺织原料的品种，同时也大大提高了这一带毛褐的质量。后来兰州细褐成为闻名全国的地方土特产。相传兰州城南沟上观音堂有尼姑，俗称“姑姑”，她们履行端洁，凭借绩毛织褐换取粟布，维持生活。“姑姑绒”制作精良，民间互相传习，产量和商品价值大增，直到明清时期，外地客商来兰收购绒褐者，其支付“岁数万金”。此外，临洮、秦安等地的毛褐，阶州文县，天水三阳川的毛布等制作技术也多精良。

印刷术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隋唐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的遗物，从原始捶拓本到整版开雕的印本及木活字等，在敦煌遗书中都有留存。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署有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四月十五日年号的《金刚经》卷子，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它长16尺，高1尺，由7张印纸粘连而成。卷首有释迦牟尼坐于莲台上说法的插图，雕刻刀法娴熟，线条清晰，印色均匀，质量上乘。与它同时发现的还有两件雕印的历日残片。敦煌藏经洞还保存有晚唐、五代、宋初刻印的佛经、佛像、陀罗尼（咒语）、押座文（宣讲经文或故事前，先讲唱使在座听众安静下来的精练短文）等。结合敦煌所出五代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所刻多种印本，可以看到甘肃在古代印刷术初创阶段的贡献。　来源 ：甘肃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