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芳：西北汉简与丝绸之路信史研究-甘肃文旅

悬泉置遗址鸟瞰图　资料图片

悬泉汉简《康居王使者册》资料图片

　　一般认为，“丝绸之路”的概念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于1877年在柏林出版的德文著作《中国》第一卷中最早提出的。其定义是“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交通道路。”对这一定义，李希霍芬的学生阿尔伯特?赫尔曼（Albert Herrmann，1886—1945）于1910年出版的《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又把丝绸之路西段延伸到地中海沿岸的叙利亚。另外，关于“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最近又有学者考证，在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概念之前，在德国相关的地理文献中就已出现过13次之多。而最早提出“丝绸之路”的是李希霍芬的老师卡尔?李特尔（Carl Ritter，1779—1859）。早在1838年，李特尔在柏林出版的《地球科学》第8卷中就已提到了“丝绸之路（Seidenstra?e）”，比李希霍芬早了四十年之久。（王冀青《“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者应为李特尔》《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10月27日）。

　　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悬泉汉简，就是当时丝绸之路历史的原始档案和实时记录。纪年简的时间为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至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时间上同李希霍芬定义大致吻合。空间上除了记载西域诸国（天山南北）外，还记载了如乌孙、大宛、康居、大月氏等中亚国家（大月氏的主要地区在今天的阿富汗，有人以地缘政治和宗教因素，将其归入西亚。也有人以古代文明的联系和地理生态因素，将其归入中亚）以及罽宾等印度地区（罽宾在今天的塔克西拉，属巴基斯坦，但巴基斯坦在1947年独立前，属印度）。也就是说，从空间范围看，悬泉汉简关于丝绸之路的记载也与李希霍芬的定义相吻合。因此之故，不管“丝绸之路”的概念最早由谁提出，但就定义而言，李希霍芬的定义同悬泉汉简记载的情况从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十分契合。

　　过去，由于传统史料的阙载和模糊，我们对西北史地和丝绸之路的整体认知一直处在朦胧状态。一个多世纪以来，随着大批西北汉简的发现，为秦汉史的研究、为西北史地的研究、为丝绸之路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带来了革命性变化。尤其悬泉汉简的发现，更使我们对丝绸之路的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信史阶段。

　　01　河西四郡的设置与边疆治理

　　《汉书》中有“设四郡，据两关”的记载，还有汉末元始二年（公元2年）4郡35县地理和人口的记载。但对河西走廊的军事设防、行政管理、经济开发以及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内容比较粗疏。出土汉简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在军事方面，根据汉简的记载，敦煌地区有玉门都尉、中部都尉、宜禾都尉和阳关都尉，居延地区有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都尉是比二千石的军官，负责边疆地区的军事驻防。都尉以下有若干候官，秩比六百石。敦煌地区玉门都尉下属有大煎都候官和玉门候官；中部都尉下属有平望、破胡、吞胡、万岁等四个候官（王国维认为还有步广候官）；宜禾都尉下属有宜禾、鱼泽、昆仑、美稷、广汉等五个候官，阳关都尉下属有博望候官和雕秩候官。居延都尉下属有殄北、甲渠和卅井候官，肩水都尉下属有肩水、广地、橐他、仓石、庾等五个候官。候官下属有若干候部，候部下面有若干烽隧。根据李均明《甲渠候官规模考》（《文史》第34、35辑）研究，甲渠候官所辖部隧的戍卒总数在240~300人之间，其他候官亦可据此推知。留存至今的汉塞烽隧在河西走廊蜿蜒1500多公里，被誉为“露天长城博物馆”。从最西面榆树泉盆地的广昌隧、凌胡隧、厌胡隧到居延地区最北面的殄北隧、鉼庭隧，相当一部分汉代烽隧都可指认其当年的名称、驻防戍卒和发生过的相关事件。《塞上烽火品约》还详细规定了不同敌情下如何燃放烽火、升降各种预警信号，以确保边防军事信息的准确传递。所有这些，都是通过出土汉简得到的新知。

　　在行政管理方面，郡县乡里完整的机构设置和治理体系，确保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直接控制，防止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根据汉简的记载，我们几乎可以罗列出历任敦煌太守和玉门都尉的任职名单和任职时间，为研究相关的历史事件和治理措施提供了重要依据。对基层社会的研究，根据汉简中的材料可以列出如效谷县下属的乡、里组织和相关名称，详细了解对基层社会的精细化管理，确保了中央政令的畅通和地方事务的高效处理，减轻了中央政府的负担，提高了社会治理的效率。还有，通过大量的汉简材料，可以了解官僚体制下的文书行政。严密的文书管理制度，确保了行政运作的准确高效。所有这些，在传统史料中没有详细的记载。同样，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出土汉简都提供了一些翔实记录。

　　02　西域都护府与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发展

　　西域，是汉匈长期争夺的战略重点。“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汉书·西域传》）。后来日逐王先贤掸率众降汉，成为汉匈关系史上的大事。关于日逐王归汉，汉简中的记载从出土文献档案的角度，实证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从此后，汉朝设立西域都护府管理西域。汉简中关于历届西域都护的记载、西域都护下属官员和戍卒路过悬泉置的记载以及西域都护给朝廷上书的记载，提供了大量微观、具体、原始的第一手资料，弥补了传世文献的不足，更为详细地实证了西域与中央王朝的隶属关系，说明自古以来新疆地区就是中原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另外，西汉王朝先后在西域的轮台、渠犁、伊循、车师和乌孙赤谷城屯田积谷，以发展生产和保障西域驻军的后勤供应。汉简中对西域屯田的记载弥补了传统史籍的不足。从规模、区域、管理、人员等方面可以看到，西域屯田是汉王朝加强和巩固西域统治的重要措施。屯田戍卒平时从事农业生产，战时迅速转化为战斗力量，既减轻了内地军队的负担，又增强了边疆地区的军事防御能力，使汉朝在西域的军事存在更加稳固，有力地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和西域地区的安宁。《汉书·西域传》载：“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如果按36国（此处的“国”沿袭史书的记载，不同于现代“国家”的概念）计，悬泉汉简记载了其中的24国到京师朝拜、进贡、受封、纳质、通使、和亲的活动。来京师长安的人员有国王、王后、质子、贵人、官员、使者以及商人和其他人员。这样的记载，反映了西汉王朝同西域各国的密切关系。

　　03　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

　　中国的丝绸，在张骞出使西域前的几个世纪就曾出现在多个西方国家的记载中，考古发现亦有证据。比如老普林尼的《自然史》、托勒密的《地理学》以及西伯利亚巴泽雷克大墓中的出土文物。但中西对接的正式标志，还是从张骞开始。上文提到，悬泉汉简中记载的两汉丝绸之路，同李希霍芬定义的“丝绸之路”在时间、空间以及内容上完全吻合，因而我们的讨论从汉简的记载开始。

　　居延汉简有一枚里程简，记载了20个地名，从长安出发一直到河西走廊中部。悬泉汉简中也有一枚里程简，记载了从古浪峡到酒泉的14个地名。两者行进的路线有所不同，但殊途同归，可以把东到长安、西到敦煌的这段丝绸之路连接起来。里程简中记载的驿置机构、停靠站点、行走方向、沿途经过以及里距长短，为研究丝绸之路东段路线提供了准确细致的描述，从空间范围实证了丝绸之路的诸多细节。根据悬泉汉简的记载，仅敦煌郡东西三百公里的地面上，如悬泉置这样的驿置机构就有九座。每座相隔30公里左右，横贯敦煌全境，进入西域地区。

　　悬泉置是一个具有综合功能的驿置机构。占地面积2500多平方米，有房屋28间左右。定员有官卒徒御37人，传马40匹，传车10多辆，包括了厨、厩、传舍、驿等多个单位。作为驿置机构，悬泉置承担着公文、邮书的传递任务。汉简中邮书传递的记录涉及邮书传递的方向、种类、数量、发文单位、收文机构、传递时间、经手人、邮书保存状况以及传递过程等诸多方面，确保了汉代政令的快速传达和信息的及时沟通，保障了中央与地方、内地与边疆之间的有效联系。作为官方接待机构，还负责过往人员的食宿接待。设有专门的传舍，供客人住宿；设有厨房，以不同标准的饮食，满足不同身份、不同规模过往人员的需求。从简牍文书中可以了解过往人员的身份、同行人员、所带牲畜和物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具体任务、吃了几顿饭、吃了什么食品、花了多少钱等。此外，还要根据不同情况，为过往使者、官吏、商旅更换和补充交通工具，如驿马、传车等，以方便他们继续前行。所有这些，都促进了各类过往人员在丝绸之路上的流动和往来，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

　　在这条道路上与汉朝互通使者的中亚国家，首先是大宛（现位于费尔干纳盆地，属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部分地区）。张骞通西域后，汉武帝求取汗血马不果，便派贰师将军李广利远征大宛，最后订城下之盟，岁献天马二匹。汉简中有大宛使者进献天马的记录。此外还有车骑将军长史多次出使大宛的记载和大宛贵人、使者来汉的记录。如“客大月氏、大宛、踈勒、于阗、莎车、渠勒、精绝、扜弥王使者十八人，贵人□人”（Ⅰ91DXT0309③:97）来汉的记载以及“大宛贵人乌莫塞献橐他一匹，黄、乘、须两耳、絜一丈，死县泉置”（Ⅱ90DXT0214②:53）等记载，说明汉朝与大宛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是丝路交往的主流形态。

　　其次是康居，在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及锡尔河中下游地区，中心驻地卑阗城，在今塔什干或奇姆肯特。张骞出使西域造访的第二个国家就是康居，康居的态度极为友好，派车派向导把张骞送到大月氏。在汉简中，有汉朝送康居质子的记录，说明当时康居王纳质于汉王朝。还有一条比较完整的记载：“甘露二年正月庚戌，敦煌太守千秋、库令贺兼行丞事，敢告酒泉太守府卒人：安远侯遣比胥楗罢军候丞赵千秋上书，送康居王使者二人、贵人十人、从者六十四人。献马二匹、橐他十匹。私马九匹、驴卅一匹、橐他廿五匹、牛一。戊申入玉门关，已阅（名）籍、畜财、财物。”（Ⅱ90DXT0213③:6+0214③:83）这是甘露二年（前52年）派使者、贵人来汉朝进贡的记录。一个76人的外交使团，浩浩荡荡进入中原，充分说明两国关系的密切。还有汉简中的《康居王使者册》，全册七简，编绳尚存。内容是永光五年（前39年）康居王使者杨伯刀、副使扁阗、苏薤王使者姑墨、副使沙囷、贵人为匿等5人，从康居国东往汉朝京师贡献骆驼。结果一行人入关后发现与以往不同，从敦煌到酒泉一路上无人照应。到达酒泉后，酒泉太守和手下人对其进献的骆驼单方面作出评估，本来是膘肥体壮的白骆驼却被评定为羸瘦体弱的黄骆驼。使者认为“不如实，冤”，因而上告中央。朝廷要求沿途地方彻查此事。文件下达到敦煌后，敦煌太守府再下达到效谷县，效谷县依次下达到悬泉置，要求悬泉置将相关经过在三天之内上报县廷。就是这样一份文件，让后人看到了康居与汉朝关系的起落。此时的敦煌、酒泉地方当局之所以轻慢康居，估计同北匈奴郅支单于西逃后与康居结成联盟、互为翁婿的事件有关。

　　月氏是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活动在河西走廊的游牧民族，势力强大，为匈奴劲敌。但到匈奴冒顿单于时，势力反转，约在公元前174年左右为匈奴所败，被迫西迁伊犁河流域。经过40多年后又再迁阿姆河流域。至公元前后，五翕侯中的贵霜翕侯统一全国建立了贵霜帝国，势力发展到印度西北。汉简中保留了贵霜帝国建立前，大月氏和汉王朝来往的丰富记录。1978年，阿富汗北部朱兹詹省席比尔甘发现的黄金大墓，出土了21000多件精美文物，其中包括希腊神灵雕像、罗马金币、安息银币、中国西汉铜镜与丝绸、叙利亚或埃及的玻璃器、印度象牙雕件以及草原风格的黄金饰品。学界一般认为，这些墓葬填补了从大夏灭亡到贵霜王朝建立的历史空白，展示了大月氏与周边文化的广泛互动，为我们理解古代中亚地区的文化和社会提供了宝贵资料。悬泉汉简中记载大月氏历史的简文年代先后与此吻合，两者互相映照，成为照亮这段“黑暗时期”的星光。

　　乌弋山离位于今阿富汗西部的赫拉特一带，包括德兰吉亚那和阿拉科西亚。这里原来是大夏的领土，后被安息（帕提亚波斯）吞并。其政治中心在锡斯坦，即今阿富汗与伊朗之间的赫尔曼德河下游盆地。大月氏西迁迫使安息北部的塞人南迁，占据了德兰吉亚那和阿拉科西亚。安息王为驱逐塞人收复失地，便派贵族苏林前往镇压。苏林经过十年战争降服塞人，却建立了自己的军事独裁政权，名义上属于安息，实际上完全独立。《汉书》把苏林家族统治下的安息人与塞人杂居地区称为乌弋山离。“绝远，汉使希至。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历鄯善而南行，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转北而东得安息。”如此“绝远”的地方，汉简中记载的乌弋山离资料十分珍贵，说明当时的丝绸之路已延伸到了伊朗高原的东南部，接近波斯湾。汉简中有一枚折垣王献狮子的记载。有学者研究，据《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弋山离“有桃拔、师子、犀牛”。汉简中的“折垣”就是对乌弋山离别名Zarangiana或首都Zarin的译称，所谓折垣王献狮子就是乌弋山离向汉朝进献狮子的记载，这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经典一幕（罗帅：《悬泉汉简所见折垣与祭越二国考》，《西域研究》2012年第2期）。

　　罽宾的大致范围在今阿富汗东部至巴基斯坦西北部，包括喀布尔河中下游地区和克什米尔西部。其首都为循鲜城（在今巴基斯坦的塔克西拉附近）。张骞第二次西使曾派副使到过罽宾，“自以绝远，汉兵不能至，其王乌头劳数剽杀汉使”。后来关都尉文忠出使罽宾，联合希腊裔军阀阴末赴推翻乌头劳之子，扶立阴末赴为新王，接受汉朝的册封。《汉书》中记载的罽宾使者“无亲属贵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故烦使者送至悬度……实利赏赐贾市”。可以说明罽宾与汉朝的来往主要是在贡赐名义下的商贸往来。另外，塔克西拉一直是印度西北的佛教圣地，著名的犍陀罗艺术就产生于此，悬泉汉简关于罽宾的记载是丝绸之路通往南亚次大陆的实物见证。“出钱百六十,沽酒一石六斗。以食守属董并、叶贺所送沙车使者一人、罽宾使者二人、祭越使者一人。凡四人，人四食，食一斗”（Ⅱ90DXT0113②:24）。记载中每顿饭都有酒招待，反映了当时接待外宾的礼遇。

　　总之，出土简牍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原始档案，是我们进行历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它既可以发挥纠史、补史的功能，还是国家信史的实物佐证，其所提供的详细、具体、微观的诸多细节和史实，刷新了我们对以往历史的认识，具有极为珍贵、不可替代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作者：张德芳西北师范大学简牍研究院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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