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底，S25静宁至天水高速公路（庄浪至天水段）施工现场发现一座唐代墓葬。随后，甘肃省文物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市麦积区文化和旅游局均派人赴现场对墓葬情况进行调查。可惜墓葬已遭破坏，所知资料甚少，仅从网络上获取部分照片及视频。但该墓有明确题记及精美壁画，年代清晰准确，反映了晚唐时期人物服饰、建筑形制、室内陈设及家具样式等重要内容。

墓葬发现时的情形

墓葬形制

墓葬位于天水市麦积区伯阳镇伯阳村毛峪河南岸二级台地上，海拔1072米。2021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墓周边进行勘探、发掘后，发现还存在一定数量的其他墓葬，明确此地应为一处墓葬群。墓葬群中有砖室墓、土洞墓、土坑墓等。其中砖室墓均为单室，南北向，墓道位于墓室北侧。

墓葬平面图

现场调查发现的遗物：图①壁画砖 图②棺木残块

图③⑥兽面残块 图④残方砖 图⑤瓷片

此墓被发现时因遭破坏，形制不明，后经发掘清理可知，此墓为方形单室砖墓，由墓道、封门、甬道、墓室四部分组成。墓向355°。墓道位于北部，已被破坏。封门在墓室北侧，考古工作者清理时发现了垒砌残砖，推测曾存在封门，残宽0.78米，残长0.52米。由于墓室西北可见明显转角砖，且距封门尚有一定距离，推测在封门与墓室之间存在甬道，形制不明，宽度未知，长1.02米。墓室位于墓道南部，南壁、西壁残存部分，清理时在西北、东南角处发现规律排列的转角砖块，据此大致判断墓室近方形，边长约3.25米。壁砖因塌陷、挤压而变形内凹。墓室四壁及墓顶均为砖砌。墓壁与墓顶交接处砌一层菱角牙子砖，出檐。顶部叠涩收分，推测原始墓顶为穹窿顶。墓室残存西壁和南壁，单层砖砌，平铺而成。墙砖下残留部分平砖，或为地面铺砖，或为棺床铺砖，不能确定。墓室壁面抹一层泥皮，再白粉打底，其上绘制壁画。西南角绘制出黑色栌斗、红色转角柱及阑额。南壁、西壁上部仍能看到红色的阑额。推测墓室四角均有栌斗、转角柱，四壁上部均绘有阑额。整个墓室以仿木构影作形式建构出一空间。墓室西壁北侧绘有一男性人物形象。南壁西侧有墨书题记，中间绘一歇山顶建筑及连廊，中央为居室，室内陈设桌椅等。东面连廊下绘制衣桁及榻。西侧连廊残，内容不明。现场调查时见壁画残砖、素面砖、零星棺木及人骨残块。说明墓内原置木棺。随葬品情况不明，在周边清理后，发现兽面残块和耀州窑青瓷残片等，说明其随葬有陶瓷器。

相关内容探讨

题记

南壁西侧上部留有墨书题记，从西至东的内容，抄录如下：

忧（幽）堂（薨）钱叁拾阡/准价钱伣（值）绢壹佰匹/佳（往）来君子情不责抓乎知委/客人张简璋建造砖堂壹所伏乞/乾符四年拾壹月廿柒日起手。

南壁西侧上部的墨书题记

该题记类似买地券，清楚交代了亡者的姓名、埋葬时间、买地的费用等内容。我们虽然不知该墓是否有墓志，但从题记中得知墓主为张简璋，下葬年代为晚唐僖宗乾符四年，即公元877年。

服饰与叉手礼

西壁绘一男性人物，人物高大，色彩艳丽。头戴黑色幞头，身着褐色圆领宽袖长袍，腰间束带。立眉吊眼，圆鼻大嘴。长鬓角，唇上髭呈八字形，下颌络腮胡须。右手握左手于胸前（或为叉手）。侧身面向南侧。其前依稀可见花草图案。

西壁壁画及线描图

男性人物所戴幞头，高直，顶部呈尖状。幞头内衬巾子经历了从武德初年（618年）“平头小样”到天授二年（691年）“高头巾子（武家诸王样）”，再到景龙四年（710年）“内样巾子（英王踣样）”的变迁过程，幞头也由此由平头发展到高圆并前垂样式。中晚唐开始幞头内里的巾子由之前的高圆变得高直，并一直延续到五代（孙机：《从幞头到头巾》，载《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文物出版社，2001年）。近年在陕西乾县发现的唐靖陵墓道西壁残存十三身仪卫，其中有头戴黑色尖顶幞头，身着绯色圆领缺骻袍服的形象，与张简璋墓西壁男性人物极为相似。靖陵为唐僖宗李儇墓，文德元年（888年）葬，墓中人物反映的是晚唐时期的特征。只是上述两墓中高尖顶幞头不见明显的展脚，因张简璋墓只见到视频资料，对其认定有一定的困难，但从视频中可以略看出幞头左侧有极短的小脚伸出，推测是结系的幞头脚。

男性人物小腿以下部分不清楚，据唐代服制推测，应着革靿靴。唐代不论是上层阶级还是庶民百姓，皆允许穿圆领缺骻袍，其中的等级区别仅在于颜色的不同。《唐会要·舆服上》记载贞观四年（630年）规定了官吏袍服的颜色：“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以上服绯，六品七品以绿，八品九品以青。妇人从夫之色。”因所获照片不清晰，对壁画中男性人物袍服的认识有不确定性。袍服上半部为褐色，而袖口处为青色，衣袖宽大，左侧尤为明显。推测袍服有两种可能，一是褐色宽袖部分为袍服外披披肩，袍服为青色，图中所见青色衣领、袖口等为同一件衣服—袍服，褐色部分为外披。《魏书·西域传》载波斯国“其俗：丈夫剪发，戴白皮帽，贯头衫，两厢近下开之，亦有巾帔”。唐李寿墓石椁外壁石刻图中，武士穿袍服，肩披披肩。李寿墓墓室东壁壁画中也有类似穿着的武士。另一种可能是袍服左侧褐色衣袖宽大，而青色部分为收窄的袖口，为《新唐书·车服志》“请加襕、袖、褾、襈，为士人上服。开骻者名曰缺骻衫，庶人服之”中的“褾”。《广韵》：“褾，袖端。”《晋书》《隋书》《旧唐书》中均对褾有记载。

男性人物双手举于胸前，右手大拇指与四指分开，包握住左手拇指，左右手拇指竖立相交。这种手礼与唐代墓葬中所见叉手礼极为相似，只是以往唐墓中所见多为左手包握右手。《事林广记》图文并茂地对叉手礼进行了详细描述，是目前所见中文文献中对叉手礼最详细的解释。

从大量考古发现看，最晚从唐代起，叉手礼就已在中土流行。目前发现的唐代行叉手礼的图像资料分为唐帝陵神道两侧蕃酋像、壁画人物、生肖俑几种类型，不仅有宋人记载的左手包握右手的样式，还存在右手握左手的例子。据研究乾陵、泰陵、建陵、崇陵、贞陵等的蕃酋像中均有行叉手礼的，其中乾陵蕃酋像编号24号的一身，无头，双手行叉手礼，且为右手包握左手（李毓芳：《唐陵石刻简论》，《文博》1994年第3期；张建林、张博：《唐代帝陵蕃酋像的发现与研究》，《丝绸之路考古》第4辑，科学出版社，2020年）。河南安阳北关赵逸公墓，建于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天井东壁所绘一男性人物行叉手礼，甬道西壁“男仆图”中人物也行叉手礼。最为有趣的是广州市动物园唐代砖室墓M1中出土十二生肖俑，均着圆领窄袖长袍，行右手握左手样式叉手礼。考古简报认为该墓年代为隋至唐初，其中行叉手礼的生肖俑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实物例证。

建筑

通过墓室西南角所绘栌斗、阑额、转角柱可知，整个墓室构建了一个仿木空间。南壁中部绘一建筑，画工对透视关系表现不成熟，建筑结构等也有不合理之处，我们仅据壁画做一推测。

墓室西南角

南壁中部绘制建筑似为歇山顶，两侧似绘制出连廊。壁画正面表现的是歇山建筑的山墙一面。歇山顶正脊上绘制出火珠，中间圆形宝珠，两侧火焰围绕。山墙面上部绘制出搏风板与悬鱼。其下绘制出屋檐。《营造法式》“搏风”条记载：“《仪礼》：直于东荣。荣，屋翼也。……《说文》：屋梠之两头起者为荣。《义训》：搏风谓之荣。今谓之搏风板。”《营造法式·看详·诸作异名》载：“搏风，其名有二：一曰荣，二曰搏风。”

南壁中部建筑 & 南壁线描图

悬鱼亦称垂鱼，是中国古建中的装饰构件，多位于歇山顶、悬山顶建筑的侧面山墙顶部搏风板下，因其多为鱼形，故称悬鱼。其功能是连接左右两面的搏风板，封盖搏风板合角的缝隙，使其不受风雨的侵蚀。同时对檩头有保护作用。悬鱼的早期形制并非鱼形，而是卷云状。《营造法式》卷七载：“造垂鱼、惹草之制：或用花瓣，或用云头造。”虽然现存的汉画像石中，见不到建筑中的悬鱼形象，然而在石窟壁画中却能看到相关内容，较早的如麦积山石窟北魏140窟壁画。莫高窟隋至五代壁画中大量出现悬鱼，如隋末唐初380窟西壁维摩诘经变、初唐33窟西壁龛顶弥勒上生经、盛唐148窟东壁药师经变、五代146窟北壁药师经变等。天水石马坪隋代墓葬石棺床正面中央屏风中也出现悬鱼、搏风板等。

南壁中部壁画线描图（细节）

壁画所绘歇山建筑正脊上的火珠为圆形，外绕火焰。《营造法式》记：“佛道寺观等殿阁正脊当中用火珠……火珠并两焰，其夹脊两面造盘龙或兽面。”由此看出，火珠多出现在宗教建筑上。敦煌莫高窟大量唐代的经变画中的角楼、殿堂上都绘制出宝珠或火珠，如中唐154窟北壁无量寿经变中一阁楼上绘宝珠，中唐231窟北壁药师会佛殿正脊中央设火珠，158窟东壁、361窟南壁、晚唐12窟北壁药师净土变中殿堂脊上，以及五代98窟北壁药师琉璃经变两侧配殿为歇山顶建筑，正脊中央绘宝珠，两侧面搏风板下挂悬鱼。张简璋墓中所绘建筑不仅反映了晚唐建筑形制，也说明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张简璋墓南壁所绘壁画可分为三部分，中间部分表现了建筑主体，其内表现了墓主日常生活场景，主要为宴饮的场面。东侧连廊下绘制床榻、衣桁等内寝用具，应为寝室。西侧残毁，不明。整体表现了不同的生活空间及每个空间的用途与性质。

宿白先生在《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和内容》中将西安地区的唐墓壁画分为了五个阶段，并指出影作木构是西安地区唐墓第二阶段普遍出现的内容，“影作木构的两柱间画属吏和伫立持物的男女侍者”。张简璋墓中影作木构沿袭了这一特点。

家具

墓南壁中绘制出室内陈设，其中出现大量的家具。主室内中心陈设有一桌，两侧各一把椅子，桌椅前铺设地毯，地毯两角置二方形凳。地毯左下角方形家具上似蹲卧一人。在主室右（东）侧，绘制出榻（床），其后衣桁。总之，壁画中所见家具有榻、衣桁、桌、椅、凳、地毯等。

壁画中榻（床）呈长方形，上面有面板，由两块木板组成，下由四矮足撑起，四足安置在面板的四角下，内收较小，两侧足间有枨。榻（床）是坐卧兼用的家具，榻（床）后为衣桁。衣桁上面横木两头略微昂起，在顶部横木下还加施一横枨，但足部情况不明。此榻（床）应为卧具。莫高窟晚唐138窟南壁壁画中有榻（床）与衣桁配套使用的清晰例证。

中央建筑中心位置绘制一家具，长方形，只见桌面，其前黑色壸门样足，因透视关系表现得不好，前面的壸门与桌面分离。桌面带有边框，四条边框较宽，四角拼接的斜线表现得十分清楚。

桌上放置曲柄瓶一对，左侧较为清晰完整，右侧仅见曲柄的一部分。扁平喙状流，细长颈，圆鼓腹，小底，长曲柄。颈肩部似有一些圆形装饰物。桌上似还有其他器物，但细节不明。曲柄瓶形制与北朝晚期至唐代出现的胡瓶极为近似。关于胡瓶及其来源等问题学界已有很多研究。早期的胡瓶应为金属质地，唐代胡瓶在中土大为盛行，且质地出现了瓷、漆等仿制品。

张简璋墓壁画中所绘瓶曲柄部分高出瓶的口部，且曲线较为优美，与西安临潼唐代庆山寺出土的胡瓶最为近似。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林梅村教授团队测试，庆山寺出土胡瓶成分为黄铜，法藏敦煌文书（P.2596）将其称为“鍮石瓶子”。从壁画中无法判定张简璋墓中瓶的质地，但参考已出土此类瓶的实物或壁画所绘，推测其材质为金属的可能性较大。《洛阳伽蓝记》记载曾任秦州刺史的河间王元琛曾获得过金瓶，并表明是从西域而来的。天水石马坪出土隋代石棺上亦刻绘有胡瓶，只是瓶口似为盘口，非喙状。

壸门样桌子两侧的椅子，有靠背，无扶手，搭脑横梁平直，两端出头并上卷。横向靠背板，较窄。靠背两侧立柱。座屉面板由一块整木构成。面板外有抹头。不见牙条或矮老。四足，两侧前后足间有赶枨。造型简洁大方，比例合适。考古发现的最早的椅子实物是新疆尼雅民丰遗址出土的晋代木椅，十六国时期石窟壁画中也已出现椅子（杨泓：《考古所见南北朝家具（下）》，《紫禁城》2011年第1期）。

宦官高力士之兄高元珪墓（756年）出土有一幅墓主垂足坐椅子的壁画，椅子靠背较高，搭脑中部拱起，两侧出头并上挑。另外，在河北、北京、河南、山东地区一些晚唐墓葬中也发现有桌、椅形象，同时还有一桌二椅、一桌一椅组合出现的图像。如河北宣化张庆宗墓，墓葬有明确纪年（877年），墓葬东南壁砖雕出椅子。唐乾元二年（759年）何延本墓是目前已知北京地区较早出现一桌二椅组合图像的墓。河北故城西南屯1号墓东壁雕有一桌二椅；2号墓中一面墙雕一桌二椅，一侧雕一桌一椅；3号墓中雕出一桌一椅。河南新乡南华小区2006XNM1东壁砖雕一桌二椅，2006XNM2砖雕一桌一椅；荣军休养院2007XRM1东壁砖雕一桌二椅；宝山西路2007XFBM1西壁砌一椅。山东临沂药材站1号晚唐墓西壁也出现砖雕一桌二椅组合。这些资料说明晚唐时期在墓中雕绘桌椅组合已有一定的流行度，成为五代宋墓中大量出现的一桌二椅及夫妻对坐的先导。

张简璋墓壁画中还有一种四足方形具，共三件。方形面板，四足，前面两足间施枨。面板面积不大，与椅子面板大小类似。此具四足较高，与椅子的高度相近，似为垂足而坐的凳类。

桌前地面上铺长方形地毯，红色宽边缘，中间绘菱形格纹、三角纹。在莫高窟唐、五代经变画中胡旋舞、胡腾舞舞者及伎乐人物脚下常见圆形或方形的织物。另外，陕西地区发现的唐墓乐舞图中也多出现此类被称为“舞筵”的织物，著名的如韩休墓、苏思勖墓等。这种传自西域的舞筵与胡旋舞、胡腾舞等有紧密联系。

张简璋墓壁画中桌椅图像在绘画技法上还不成熟，且壁画上未出现墓主夫妇，着重表现的是桌椅组合。一桌二椅、桌上供奉瓶、旁立侍者、桌前方形地毯等图像，明显暗示了夫妻对坐宴饮的场景，已具备了开芳宴图像的一些基本要素。

墓主身份

张简璋墓为单室方形砖墓，墓内绘制壁画，建筑中施悬鱼，按唐礼制规定至少为四、五品官员所用。但考虑到晚唐丧葬观念、习俗与礼仪制度变化的特点，加之掌握的墓葬信息不全面，随葬品情况不明，对墓主身份做出明确的判定有一定困难。然而从墓葬规模形制等判断，张简璋应具有一定的身份地位，或者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总之，此墓是天水地区截至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座唐代壁画墓，准确的纪年题记更显示了其珍贵的价值。作为一座标尺性的墓葬，此墓为研究天水地区晚唐墓葬形制、壁画内容、丧葬习俗等内容提供了重要资料，尤其是墓葬壁画中出现了高坐家具—椅，反映了随着起居方式由席地跪坐变为垂足而坐，家具的陈设格局也发生了改变。五代宋墓中流行的开芳宴题材，在此墓中已露端倪。这些为探索唐宋之际墓葬形制、壁画内容及风格的演变提供了珍贵资料。

“开芳宴”是唐宋时期为表达夫妻之间的深情与爱意在民间流行的一种特殊的宴席，据说宴会上夫妻二人对坐畅饮，观赏散乐杂剧等歌舞表演，展现出—派悠闲安逸、其乐融融的美妙场景。开芳宴是宋辽金元墓葬装饰图案的常见主题。它主要用来表现墓主夫妇的和睦与恩爱，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理想的家庭模式和正统的道德观念。

本文写作得到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李志荣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汪盈博士的帮助，在此谨表感谢！

（作者吴荭为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王山为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赵亚君为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　来源 ：大众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