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敦煌研究院至今已经走过了八十年风雨历程，敦煌研究院在文物保护、研究工作上所取得的成绩，无不表明敦煌研究院的科研人员是文物保护与研究的主体，保护与研究是相需相依、相辅相成的，是将敦煌研究院打造成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典范和敦煌学研究高地的必要条件。

【关键词】敦煌研究院；莫高窟人；典范；高地

时光倏忽，岁月沧桑，自194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创建至今，已经整整八十年了。我有缘与研究院同龄，已步入耄耋之年，直面夕阳；而敦煌研究院却在几代“莫高窟人”披荆斩棘、呕心沥血地守护与开拓创新中，正青春焕发，旭光灿烂。作为一名热爱敦煌文化艺术的研究者，勉力撰此小文，呈献敦煌研究院和敦煌学界同仁，以为院庆之贺。

五年前，国家领导人在敦煌研究院座谈会上提出：“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努力把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我的理解，“保护典范”与“研究高地”是密不可分、相需相辅相成的。

开创敦煌石窟保护功业的常书鸿先生，为了莫高窟旧貌换新颜，带领员工，筚路蓝缕，克服万难，奋战危崖流沙和修复壁画、彩塑四十载，被誉为当之无愧的“敦煌守护神”；第二位所长也是首任院长的段文杰先生，在长期临摹、保护莫高窟壁画的基础上，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尤其是积极培养中青年加强敦煌学术研究，筹办首届全国性敦煌学讨论会，创办《敦煌研究》期刊，堪称“敦煌研究领军人”；接班人樊锦诗先生，在石窟保护与研究事业中艰苦求索、开拓创新，无私奉献六十年，功勋卓著，是当之无愧“敦煌的女儿”。其后继任的几任院长王旭东、赵声良、苏伯民以及多位副院长和各部门负责人，也率领各个团队全体员工，秉承“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保护与研究并举，进一步加强国内外学界交流合作，为弘扬敦煌文化艺术尽心竭力，成就卓著。鉴此，我在4年前撰写的短文中，将一批又一批富有牺牲精神的“莫高窟人”，称为“敦煌守护众神”。

“神”源于人。现实生活中的“人”，需凭借无私奉献崇高精神的激励与培育，更须经受千锤百炼的考验与磨难，自强不息，踔厉奋发，才能升华为理想境界之“神”，登上万众瞩目的“神坛”。由此，我的脑海中又响起了雄壮的《国际歌》歌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八十年间莫高窟人守护与研究敦煌文物可歌可泣的卓越成就，真实而生动地诠释了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敦煌莫高窟人八十年的奋斗历程，生动诠释并构建了“守护”与“研究”敦煌文物这个血肉相连、相辅相成的命运共同体，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在我国文物界的成功范例。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守护，是以保、以守、以护为出发点，却并非习惯性认识上的保守、守成、护佑，而是以遗存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为基础，依据社会发展、进步需要的新理念，拓展视野，探索新路径，研究新方法，追求新成果。从成立敦煌文物研究所开始，莫高窟人就在注重文物保护的同时，开展名副其实的研究工作。我们可以从建所开始一直至今不断进展的莫高窟防沙治沙工程为例；以敦煌壁画的临摹和彩塑的修复为例；以洞窟窟门的修建和防护玻璃、塑钢屏障的安装为例；以《敦煌石窟全集》各卷考古报告的撰著为例；以莫高窟北区的考古工程为例；以调研每日进窟参观游客最大限量并科学安排为例；以培训提高讲解员水平并首创世界文化遗产的文化弘扬部为例；以筹建并逐渐完善沉浸式数字化、现代化的游客中心为例；等等等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许多至关紧要的保护方法、举措之实践，无一不说明它们与科学研究相互依存的紧密关联。限于本人见识及篇幅所限，本文仅就以下几个具体问题为例略述浅见。

其一，敦煌壁画临摹工作中的保护与研究。常书鸿《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一书专列“保护和研究”一章，其中第4节“大规范的临摹与研究”中引述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文化部的指示：

保护工作，首先应明确认识，保护石窟艺术不使其受到损坏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研究工作，必须从现有条件出发，有计划地逐步展开。同时必须与研究所的具体任务，特别是临摹工作密切结合进行。……临摹是研究工作的基础，也是研究所的基本工作……对于临摹者，临摹的过程就是研究和锻炼的过程，是发扬和发展传统的准备和手段。

敦煌文物研究所从初创期到上世纪60年代，常书鸿、董希文、潘絜兹、段文杰、史苇湘、李其琼、关友惠、孙儒僩、孙纪元、何鄂等老一辈艺术家，在莫高窟面壁临摹与修复许多病害丛生、满目疮痍的壁画与彩塑中，逐渐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包括汲取张大千等美术大师的经验、教训）。他们各有所长，又能相互取长补短，如临摹壁画，在保护原作的前提下，针对不同时期、风格各异、现状不一的画作，将临摹方法分为对临壁存现貌、复临他人摹品，探寻线条与色彩复原，展示作品的神态与笔墨气韵等；从1954年起，常先生即要求每个从事临摹工作的研究者，开展专题研究，撰写研究文章。1957年，一批初期临摹的研究成果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印行了“敦煌艺术小丛书”12册。之后主要由负责临摹工作的段文杰先生潜心进行理论归纳和研究，形成了当代临摹学的核心内容。1955年，段先生在《谈临摹敦煌壁画的一点体会》一文中即明确指出：“临摹工作是美术工作者学习古典艺术遗产，继承和发扬民族艺术传统的手段和方法……临摹过程就是研究的过程。”他潜心复原临摹莫高窟第130窟《都督夫人礼佛图》的过程，使该临摹画作成为国宝级的文物，就是最典型的例证。段兼善著《敦煌人生：我的父亲段文杰》一书的“精研细读 面壁摹绘传神韵”一章，详细叙述了段先生临摹、保护壁画的动人经历与研究成果。常沙娜先生也曾多次提及：她少年时期跟随父辈们临摹壁画，常先生还安排董希文辅导她学习西方美术史，苏莹辉辅导中国美术史。综合的艺术实践与理论学习在这一阶段使她练就了绘画“童子功”，为后来的艺术设计研究与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常言道：“实践出真知”，当时以保护为重要目的之临摹、修复实践，无一不贯穿着方方面面的竭诚探究、钻研。

其二，倡导文化遗产守护人撰著敦煌艺术研究的学术成果，并为此注重人才培养。开展对敦煌石窟艺术的理论研究，是段文杰先生思考已久的课题。上世纪80年代初，文物研究所各方面的条件都得到了较大改善，尤其是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吹拂着莫高窟人的心扉；1980年，段先生副所长将敦煌文物研究所学者撰写的13篇论文编成28万字的《敦煌研究文集》，亲自撰写“前言”，交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不仅是莫高窟守护人多年集体研究成果的首次结集，也是文革浩劫后我国敦煌学界的第一部学术论著。1981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即在“十年规划”中提出组织全国性的敦煌学术讨论会，经过两年的筹备，1983年8月，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在兰州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同时举行；段先生在会上提出要使敦煌研究院成为全国敦煌学的研究中心。他不仅以身作则，向会议提交探讨研究莫高窟249窟壁画的论文，而且花费大量精力组织研究所同道撰写论文，在会后出版的两册“石窟艺术编”论文集中，收入研究所11位学者的10篇论文，占全编论文数三分之一。在“文史遗书编”中，也收入了研究所6位学者的论文。1987年，在段文杰先生投身莫高窟的保护与研究事业四十年之际，他又将自己撰写的14篇论文编为《敦煌石窟艺术论集》交出版社出版，起到了率先垂范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段先生明确学术研究的主体是人，只有充分调动研究院众多研究者的主动性、积极性，才能有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四年前我曾在《“敦煌人”——“莫高精神”的主体》一文中写及：

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他对引进敦煌学专业人才以及培养后继人才的热诚与渴求，这一点，敦煌研究院的中青年同仁们当有许多切身体会。80年代初，他主持引进了曾蒙受不公正待遇的李正宇、谭蝉雪、汪泛舟等几位学者；其时从全国征聘的人员还有郑念祖、梁尉英、杨汉章等多位学者。1983年夏，重庆师院历史系罗华庆、四川大学历史系宁强大学毕业后主动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段先生抓住典型，予以鼓励，进行宣传，扩大影响；第二年，赵声良、王惠民、杨森等大学毕业生也进所工作。这些举措，不但迅速提升了研究院学术研究的水平，而且也为院里的年轻人提供了引领者和好榜样。

段先生重视研究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其实是广开思路，多管齐下的。我亲身感受较深的就有三件事：一是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后，研究所聘请了所外多位兼职副研究员、研究员，为进洞窟考察、提供课题研究资料等提供便利条件，我亦有幸受聘忝列其间。二是1988年我们中华书局《文史知识》编辑部和敦煌研究院合办“敦煌学专号”，段先生不仅自己带头撰写了3篇学术性、普及性兼容的精干短文，而且由研究院出资将该专号加印2万册，使这个专号成为当时发行量最多的学术普及刊物，有力推进了敦煌文化艺术的弘扬。三是为1983年正式创刊的《敦煌研究》学术期刊培养业务骨干，1988年秋至1989年春，段先生专门派赵声良到《文史知识》编辑部进修编辑业务。他和当时担任副院长的樊锦诗先生还注重定期派遣研究人员到日本访学，安排讲解员到北京、西安的高校培训，提高外语水平。这些，都为提高敦煌文物的保护能力与研究水平提供了可靠的人才保障。

其三，在全面考察、保护、调研莫高窟的基础上撰写考古报告，陆续出版百卷本《敦煌石窟全集》。在上世纪80年代初敦煌文物研究所编著出版五卷本《敦煌莫高窟》《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等书的基础上，1994年，樊锦诗院长主持重启《敦煌石窟全集》计划，按照考古报告规范而有创新的要求，重新编订了全集的分卷规划，确定编写体例。樊先生身体力行，在承担繁重的院务领导工作的同时，十余年“磨一剑”，与敦煌研究院蔡伟堂研究员、文物出版社黄文昆编审共同撰写了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书稿经宿白、徐苹芳等老专家认真审阅并提出重要的指导意见后，又进行反复的修改、完善，于2011年8月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作为敦煌研究院重要的学术成果，该报告受到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和认可，于2017年获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优秀奖。2019年，法兰西学院将“第二届汪德迈中国学奖”授予樊锦诗先生，当年10月18日，我有幸在巴黎法兰西科学院金石美文学院的大厅参加了庄严的颁奖仪式。汪德迈先生在颁奖辞中对莫高窟人守护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就赞赏有加，特别称道2011年出版的《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意义非凡。樊先生在领奖答辞中“衷心感谢法兰西学院金石美文学院将敦煌莫高窟的考古与保护作为当前人类文化发展中极为重要的一项工作来给予重视”，她强调指出：“灿烂瑰丽、博大精深的敦煌莫高窟佛教艺术是中西文化和多民族文化交融荟萃的结晶，是不同文明之间和平共处、相互交融、和谐发展的历史见证。”她表示：“我是一名中国的考古学者，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守护和研究世界文化遗产地——“敦煌莫高窟”。“我在敦煌度过了近60年的时光，我个人的考古研究和莫高窟的保护事业是不可分离的”。参加颁奖典礼的前一天，樊锦诗先生在宾馆就这卷考古报告的撰写过程和我详谈了一个多小时，我的印象，她特别强调写好考古报告的艰辛，基本要求是：对洞窟文物的全面考察、精心保护、认真调研、科学测绘，既虚心求教、多方借鉴而不人云亦云，既遵循学术规范又力求新意。她还强调：该全集整体100卷考古报告的完成不可能一蹴而就，还需要几代人的付出和努力。今年1月，第二卷《莫高窟第256、257、259窟考古报告》也顺利出版了，以后几卷的撰著工作也已起步，令人欣慰和期待。我理解樊先生曾多次告诫人们的，能否让莫高窟这个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千年万代存于鸣沙山崖，这是世人的理想和追求，却依然还是未知数；因此运用数字化高科技手段全方位保存真貌，撰写出版纸质与电子版的考古报告，做到守护文物的物质财富不消亡，研究文物的精神财富更丰硕，无疑是完成守护与研究任务十分必要而有效的措施。

敦煌研究院八十年的奋斗经历充分说明，以莫高窟人（“众神”）为主体的文物守护与研究的相需相依、相辅相成，是造就“典范”与“高地”之必须。在此短文末了，谨以七言四句衷心祝愿研究院同仁继续向崇高目标顺利奋进：

莫高窟人护敦煌，八十历程不寻常。行百里者半九十，齐心协力奔前方！

（2024年2月于北京）

作者简介：

柴剑虹（1944—），男，浙江省杭州市人，中华书局编审，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敦煌吐鲁番学研究。　来源 ：敦煌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