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汉晋之时的西域，是汉文文字传播与发展的西尽，此地出土的简纸文书在学术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顺应新技术手段的利用与学术研究发展的需要，对汉晋之时西域地区出土简纸文书进行再整理已经很有必要。对已有整理与研究工作的梳理是这一工作的基础，也是对汉晋之时西域文化认识的一个小结。

关键词：西域　汉晋　简纸文书　佉卢文文书

因应西域屯田、西域都护府日常管理的需要，汉字在西域得到传播与使用。其文字载体也就是20世纪初人们在此地获得的各类简纸文书“汉晋遗简”。包括书写在木简与早期纸张上的官文书，汉文文书之外，也有同期并存的佉卢文文书。这些文书，从发现之始，又借助后期其它地区简牍的发现，一直为学术界所重视。除了早年的整理之外，还有后期的整理与研究。在资料日益丰富的当下，探讨不同地域简牍文字的传播特点也日益成为大家瞩目的焦点。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选题方向就有“中日韩出土公文书整理的资料与研究”。在总结前人整理与研究的基础上，就新疆出土简牍文书进行一番梳理，对于掌控汉文字的西传也是很有必要的。

一、佉卢文的出土、整理与研究

一般将斯坦因作为简牍发现的第一人，而实际上其前还有几位先行者。特别是汉文之外“佉卢文”的发现，必须提到1874年的英国人福赛斯（D.Forsyth）发现的钱币。尽管其对钱币的认识存在问题，但却是佉卢文的首次再现。

1889年，英国人鲍威尔在库车得一部梵文贝叶经，其价值被德裔英国梵学家霍恩勒（A.F.Hoernle）所重视，1893—1901年，由之牵头派人到和田、库车盗宝人手中收集一批资料。遗憾的是这批文物以“霍恩勒藏品”到1968年才在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被人发现。

19世纪90年代，俄国人驻喀什总领馆彼得洛夫斯基（N.Petrovsky）收集一批“汉佉二体钱”与佛教典籍。其中著名的佉卢文“法句经”，现藏亚洲博物馆。

1890年，法国派德兰（J.L.Dutreuil de Rhins）、格勒纳（F.Grenard）到新疆、西藏考察；1892年，在和田购得“汉佉二体钱”与“法句经”残页。现藏法兰西学院图书馆。

最著名人物是斯坦因（M.A.Stein），1901、1906、1913、1930年，四次发掘佉卢文书、题记与“汉佉二体钱”等1000多件，藏英国图书馆（不包括1930年第四次的18枚）。是目前进行佉卢文研究的基础资料。文书大多属于鄯善、于阗二王国的官文书、契约与公私书信等。从而确定了佉卢文在新疆的主要流行地域。在释读整理发表的778件佉卢文文书中，721件出自尼雅，楼兰遗址48，安迪尔6件，敦煌长城3件。

1893—1935年，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A.Hedin）中亚考察，在罗布泊一古城所获的1件佉卢文文书，现藏瑞典国立民族学博物馆。

1905年，美国人亨廷顿（E.Huntington）在尼雅获得6件佉卢文文书，现藏洛杉矶亨廷顿图书馆。

1906年，伯希和（P.Pelliot）在库车的寺院遗址，获得一批龟兹变体的佉卢文资料，藏巴黎国立图书馆东方写本部（至今未释读）。

1902—1914年，日本大谷探险队获一批，仅有几件做过介绍，没有全部的报告。

1902—1914年，德国格伦韦德尔（A.Grünwedel）、勒柯克（A.V.leCog）四次考察，在塔里木北部获一批龟兹变体佉卢文，未见全部释读。与伯希和在和田寺院遗址所获为一批遗物。

1928—1929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黄文弼在塔里木的获得一枚“和阗马钱”，在1962年，被夏鼐首次命名“汉—佉二体钱”。

与上同期，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贝格曼（F.Bergman）在楼兰获得写有佉卢文的丝织品残片；马衡在洛阳获得部分佉卢文石段，藏国家历史博物馆。

建国后，佉卢文简牍文书虽有出土，但数量并不多。主要有：

1958—1959年，黄文弼在新疆婼羌的米兰塔庙获一写有佉卢文的丝织品，仅见报到，无照片。

1959年，新疆博物馆考古队获66件佉卢文书，仅有7个照片的介绍，多不清晰，可释读者3件。

1970年代，中国科学院沙漠研究所河西走廊考察队在塔里木南缘见到一批佉卢文书，仅存2件，存甘肃省博物馆。

1980年，楼兰LA古城得1件佉卢文文书，在LB汉墓，得写有佉卢文“延年益寿，大宜子孙”织锦一件。

1981年，兰州大学历史系学生吴景山单车探西域，在尼雅采集木简1枚。

1981年中日合拍“丝绸之路”，民丰县宣传部李学华在尼雅遗址得一批；同年12月新疆博物馆与和田地区文管所组队，在尼雅获一批。

1988、1990—1997年，“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队”八次深入尼雅及其周边，多有创获，部分发表在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队编：《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第一卷（1997）、第二卷（1999）。

以上所言是以佉卢文的发现为主线进行的梳理【1】，与佉卢文相伴而发现的汉文文书，因为研究者的习惯渐渐与佉卢文分开而单独成文。由之形成西域出土文献研究的两个分支：一个是以汉文为主线的整理与研究，一个是佉卢文为主线的整理与研究。

佉卢文，是一种早年流行于印度西北部与西域南部的文字，从右向左书写，或称之为“驴唇文”，音译有“佉楼文”“佉卢文”“佉卢虱吒文”“佉路瑟吒文”。公元前三世纪出现，流行于中亚，四世纪中叶贵霜王朝被嚈哒人灭亡后，渐渐消亡而成死文字。佉卢文在塔里木盆地周边，尤以南缘被上层社会所重视。大致流行时间在东汉至魏晋之时。中亚探险之后，死文字的再度发现而被称为“佉卢文”是由法国学者罗古贝里（Terrien de Lacouperie）1890年提出的。至于佉卢文为什么在此地流传的原因学界说法不一。进行佉卢文研究比较早的西方与印度学者将之归咎为贵霜王朝统治塔里木盆地的结果；日本、中国一些学者则认为是贵霜难民进入塔里木盆地的结果；林梅村则将之归为佛教与商业的影响【2】。

据已有的统计数据，佉卢文的总数有1191件，其中释读者782件【3】。现存9个国家22个图书馆（瑞典、英国、印度、美国、德国、俄罗斯、法国、日本）。大部分流散国外，国内仅有佉卢文文书146件，分藏9家文博机构。以图表表示为【4】：

佉卢文木简的形制有楔形、矩形、长方形、长条形、棒形、塔赫提形、标签形、不规则形等等。其中以前三者形制居多。长度多在20—25厘米之间，约与汉、晋的一尺23、25厘米相当。佉卢文木简的产生与使用，受汉晋内地简牍的影响比较大。以前看似比较独特的佉卢文矩形封检，在长沙东牌楼遗址东汉封检出土后，更加显示了两者之间的某种联系【5】。

矩形封检（左为佉卢文 右为长沙东牌楼汉文的）

佉卢文的书写材料有木简、皮革，纸、帛四种，其中以木简居多。因此之故，俗称“佉卢文简牍”。简牍之中，也包含一定数量的皮革与绢帛、纸文书，类似敦煌汉简、居延汉简包含帛书和纸文书是一样的。

佉卢文简牍文书内容有国王谕令、官府公文、簿籍文书、法律社会、佛教、信函与杂类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文书记录，具体再现了当时的社会制度、经济方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徵（文化、佛教）。

刘文锁将佉卢文木简的形制分作楔形简牍、矩形简牍、长方形简牍、棒形简牍、“标签形”简牍、Takht形简牍、杂类与不明等八种类型，并按照文字记录的文书种类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对照分析。列表为【6】：

对佉卢文的研究，国内学者能够进行研究的并不多，尤其是能直接释读者更少。人们虽然对佉卢文所及的诸多方面进行了探讨，但总体是资料不多，还有很多值得进一步工作的余地，尤其是新资料与新的成像技术手段引入到简牍学释读之后【7】。

这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是对佉卢文封检形制的认识。因为，从简牍发现之初就有了《简牍检署考》，足见人们对封检之形制尤为关注。但若非2004年，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的出土，人们仍会对佉卢文封检的样式有疑问。因为佉卢文的封检与大家常见的西汉封检形式存在一定的差异，而其形态的差异是时代造成的。佉卢文的最早原型在长沙东牌楼出土的东汉简牍中可以找到源头，唯没有大批发现而已【8】。

除了释读人员少之外，还有简牍的漫漶与残泐，也是制约与影响佉卢文研读的一大因素。即原物的保存状况不理想，至二十一世纪初1191件佉卢文文书，仅释读了782件，还有约三分之一未释读。相信红外扫描技术，在一定的程度上会改变这一状况。同时，也会像汉文简牍释读受其影响一样，旧有不清楚的字，尤其是个别关键字、词也许能得到纠正【9】。这一点，是技术进步将会对佉卢文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而恰是目前欠缺的。

二、汉文简、纸文书的出土、整理与研究

1901年，斯坦因与斯文·赫定分别在尼雅、楼兰发现汉文木简，这是新疆乃至中国近现代简牍最早的发现。一般归于斯坦因。斯坦因曾先后进行了三次中亚探险，在新疆与甘肃、内蒙长城沿线发现了很多简牍文书。这些汉文资料，斯坦因委托法国汉学家沙畹进行整理与研究，而流亡日本的罗振宇、王国维则通过书信的方式，得到了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所获简牍文书的资料，在1914年的日本出版《流沙坠简》。

1930年，黄文弼在土垠遗址发掘出土汉简71枚，现藏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建国后，新疆也先后发掘过汉文木简，只是数量不多，不为大家所重视。2005年《中国简牍集成》第二编收录的新疆简牍主要构成为（其中木简740，纸文书311）：

1）1901年，斯文·赫定在楼兰发掘的简、纸文书，其中木简编号124，纸文书160；

2）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所获简、纸文书，其中木简183，纸文书51；

3）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简，纸文书，其中木简79，纸文书48；

4）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未刊布部分，木简117；

5）大谷光瑞探险队所获简、纸文书，其中木简4，纸文书46；

6）1980年代，新疆考古所所获简、纸文书，其中简62，纸2【10】；

7）黄文弼所获土垠木简75，其中71是原来整理号，后4是简牍整理小组补；

8）尼雅等地所获木简100号。

以上出土汉文简、纸文书，斯坦因发现者多存英国国家图书馆，斯文·赫定的发掘品存瑞典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建国后的出土品，大部分集中在新疆博物馆、考古所等机构中。均有少量流散。

新疆出土简牍的整理，建国前多由西方人开始整理，进而国人转而介绍、研究。如王国维的《流沙坠简》，之外还有1931年张凤《汉晋西陲木简汇编》。1930年土垠遗址的木简，1948年黄文弼以《罗布淖尔考古记》发表。建国之后，西北简牍仍有大量出土，简牍学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先后出版了《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楼兰尼雅出土文书》(728枚)、《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甘肃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未经马伯乐刊布的部分》、《楼兰鄯善简牍年代学研究》（746枚）、《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书》、《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784枚）、《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未刊汉文简牍》等。至2013年，吉林大学韩厚明的硕士论文蒐集西汉至十六国汉文资料总数600余。

从以上所列诸家整理与研究的数字来看，目前新疆出土简牍的数量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数字。造成的原因比较多：

一是发掘出土号与整理编号之间存在差异。如《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10个发掘号，整理号是17个，其中的938又包含6个小号。《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未刊汉文简牍》编号1786一个包号，内含数十个削衣。

二是统计的方法问题。有的学者重视民族文字，有的重视汉文文书，而有时它们可能是并存的，只是正背面文字不一致。楼兰文书与敦煌汉简存在混淆的可能，《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未刊汉文简牍》以斯坦因所获敦煌汉简为主，但其中也包含10多个楼兰文书。

另一个还有资料的再整理，也会使原来的数字有变化。冨谷至编著的《流沙出土の文字资料》就重点介绍了原来未收录的5个纸文书，不仅是数量的变化，还有其中出现的晋代双行小字注也是相当重要的资料；《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未刊汉文简牍》所收的2829个编号，虽然多是“削衣”形制，相较于完整的简牍质量比较轻，其重要性也不可低估；土垠遗址出土的汉简，一般认为是71个号，但“史语所”又通过高清技术，在重新整理的基础上补充了4个号，使整个号数达到了75个。是不是还有遗漏的出土品呢？

当然，伴随着野外考古工作的进行，想得到一个精准的数字，除了下功夫做好统计外，还有新出土品的增加。2020年，新疆考古所在唐代的克亚克库都克烽隧遗址，发掘了“游奕所”之间“计会交牌”与“平安火制度”所用的木简【11】。

考虑到上述各种原因，新疆汉文简、纸文书的数量，我们暂以《中国简牍集成》1051为参考，其中可以补充的是《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未刊汉文简牍》（1786与3800以后的编号）15个号，一共是1066件【12】。佉卢文的统计数字以1191件为准【13】。此外还有婆罗迷文、于阗文、龟兹文和约800件古藏文等文字资料【14】。

有关新疆出土汉文简、纸文书的内容，主体围绕西域屯田区域、西域都护长史的日常运作为主。大的有政令、诏书的传布，小到日常管理形成的各种官文书、簿籍文书，人员之间往来的私人书信，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识字课本《急就篇》、“九九诀”、“药方”，当然也有高层次的汉文化典籍《左传》《论语》《战国策·燕策》《孝经》等等。

如果用《说文》作者许慎对文字的解释，来说明汉、晋文字的西传还是比较贴切的。“经艺之本,王政之始【15】。”国家管理的需要则是其得以流布的主要动力之一。宣帝之后，在西北汉简中出现的各种“式”文书，应该是行政文书格式、规范化的具体表现。西域汉文文书的使用，与中原力量的强大作后盾有直接联系。

土垠遗址简牍中最能体现汉代边塞屯戍日常生活的是某人的“直符”文书，详细记录一天之中具体的工作内容与事项。如【16】：

乙巳晨时，都吏葛卿从西方来，出谒，已，归舍。旦，葛卿去，出送，已，坐仓校钱。食时，归舍。日下餔时，军候到，出谒，已，归舍。 L18

?□行马，已。坐西传中，已。出之横门，视车，已。行城户，已。复行车，已。坐横门外，须臾，归舍。 L21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记录文书，无疑是行政管理的需要。有了这种记录才能对官员的日常工作进行考课。所谓的“留痕”作风虽不太好，也是一种工作的记录方式吧！又如粮食物品出入的记录文书，如果没有这些记录文书如何管理？东西出了多少？又是如何出？为之，不仅有文字记录，还在文书上使用明显具有防伪的合符标记。如：

【17】　

本简作为粮食出入簿，记录大麦一斛五斗给一匹讨贼马二月三十天食用。“出”“同”二字大书，现仅存右半。下残的部分按照它简的文字记录，还有参与粮食出入经手双方的人员等。本简所示出入符券是左右剖符核验“同”字的情形，也就是后世“合同”的早年样式【18】。在居延汉简中虽有此种方式，但与悬泉置汉简中常见的侧面“刻齿”样式还是不同的【19】。

因为需要各种形式的文书记录，还有“陈情”“表意”“记事”文字的使用，对书写字体的追求也就有了简、纸文书上可见的“习字”痕迹【20】。因为相对而言，在当时的西域纸张应该是比较贵重的，能够直接以空白纸张“习字”者，显然不是普通人所能为【21】。

三、西域简、纸文书研究值得注意的问题

经过对西域出土简、纸文书研究成果的总结，除了大家尽力而为的整理、研究取得显著成果之外，拾遗补缺的现象也得到了重视。如日本学者在瑞典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发现与披露的斯文·赫定所获4简5纸，在2005年的《中国简牍集成》中已有收录。2007年出版的《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未刊汉文简牍》，尽可能完整地搜罗斯坦因的发掘品，力图做一了结。现有资料的整理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工作，类似居延汉简整理小组所做的借助红外扫描获取高清图版、进而对旧有资料进行再整理的阶段尚未全面开展。“国际敦煌项目（http://idp.bl.uk/）”收录的斯坦因所获品多数仍缺少红外高清图版。这是新疆出土汉文简、纸文书亟需进行的工作。由于这一工作涉及到的很多实物都保存在国外，可能还需要一定时日才能完成。而这一工作的开展，不仅会使简、纸文书的数量产生变化，还会对旧有的释读做出重大补充与调整。

“中研院”史语所居延汉简整理小组再整理的土垠汉简，在旧有基础上，使原来木简71枚的数字提高到了75枚，借助高清图版释文也得到了部分纠正【22】。但仍存在未尽人意之处。其中的简1最新的释文作（《中国简牍集成》释文同）：

都护军候张良所假官骍牡马一匹齿八岁高五尺八寸

早年的《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作（《楼兰简牍年代学研究》同）：

都护军候张□所假官骍牝马一匹齿八岁高五尺八寸

韩厚明论文作：

都护军侯张□所假官骍牝马一匹齿八岁高五尺八寸

日本学者在《流沙出土の文字资料》披露的纸文书《急就篇》，早先的释文并没有最右侧残半的一行字，《中国简牍集成》对之进行了补充【24】。另一纸残长11.7、宽22.5厘米（右图）。为名“忠”者所写的书信，原来的释文作【25】：

从释文与图版可见，这一纸文书，原本是“忠”写给马某的书信，其中还夹杂一封涉及橐中物品的私信。两封信糅合在一起，正文四行，字体比较大，夹杂的书信两行，用字比较小而草，字体明显有别。致使《集成》的录文以括弧将夹杂的书信括起来以与正文书信区别。两封书信糅合在一起，若非图版难以理解。为确保书信的完整性，也许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将二者分别迻录，另加注文即可。即释文可作：

“摓上墨皆黑”，是一种记号方式。将物品装在革橐里面，这种封缄方式，在汉代邮书与物品的封缄中常见。除了一般所言的封检之外，这里可能使用了又一种防范措施，在橐的缝合处，用墨涂黑。是不是两者同时并用，不好说，但至少出现了又一种防伪方式。这种方式被“忠”用另一种形式与字体夹杂在书信中告知对方。此等告知方式，也显示这种防伪方式比较独特，并不是当时习见的常用方式。

四、小结

汉文简、纸文书，使用的时间早与延续的时间比较长，在纸张作为文字载体广泛使用之后的新疆简牍仍在部分地区与局部领域使用。从汉至唐，不同时期的简纸文书均有发现。其产生及使用同中原王朝势力在西域的扩展、汉文化在当地的传播有很大的关系。比较典型的是汉代居卢訾仓所在地的土垠遗址出土汉简、尼雅精绝国遗址出土的汉代简牍与楼兰晋代西域长史治所所在地出土的简、纸文书等。

佉卢文的使用，始于东汉，终于十六国。主要使用地域在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南缘尼雅、和田，因与于阗、龟兹、楼兰的往来，在这些地区也有部分出土。从佉卢文简牍与出土地点的关联分析来看，佉卢文集中出土的遗址点规格、级别非常高。

如果将汉文、佉卢文与古藏文，具有明显时间差异的文字使用联系起来考察，就会发现汉文简、纸文书的出现，无疑与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经营有关。西汉的土垠遗址与尼雅的N.Ⅳ遗址等是最好的代表【29】。晋代汉文书，集中在楼兰出土，其数量与同时代并存的佉卢文在地域的差异，明显反映了地方的文化特色。

An overview of the excavation and collation of Wooden slips and paper document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during the Han and Jin dynasties

　　zhangjunmin

Abstract:

The Western Regions at the time of the Han and Jin Dynasties were the western end of the spread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script, and the simple paper documents unearthed here occupy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academic history.In line with the use of new technological means and the needs of academic research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reorganize the simple paper documents unearthed in the Western Regions during the Han and Jin dynasties.The combing of the existing collation and research work is the basis of this work, and it is also a small summary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e of the Western Regions during the Han and Jin dynasties.

Keyword：

The Western Regions；the Han and Jin dynasties；Wooden slips and paper documents；Cultural dissemination.

202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韩日出土简牍公文书资料文类整理与研究”（20＆ZD217）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以上发现主要参考林梅村《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

【2】林梅村：《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第12页。

【3】刘文锁：《尼雅考古一百年》，《考古》2005年第11期，第85—92页。

【4】林梅村：《佉卢文材料中国藏品调查记》，《西域研究》2011年第2期，第115—129页。

【5】邬文玲：《“合檄”试探》，《简帛研究（2008）》，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2—173页。

【6】刘文锁：《论尼雅遗址和简牍与建筑遗迹的关系》，《欧亚学刊》，2002年第2期,第126页。

【7】刘文锁：《论尼雅遗址和简牍与建筑遗迹的关系》，《欧亚学刊》，2002年第2期，第116-149页；孙丽萍：《新疆出土民族文字简牍形制简论》,《形象史学研究》2016年下半期；孙丽萍：《新疆出土佉卢文简牍制度探析》，《喀什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第27—33页。

【8】邬文玲：《“合檄”试探》，《简帛研究（2008）》，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2—173页。

【9】红外扫描技术应用到简牍的成像与高清图版的出版技术，使简牍图版的清晰度有了质的飞跃，原来不清楚字，可以得到释读；原来无法理解的释文，在纠正释读的基础上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集中体现这一成果的是简牍整理小组：《校读史语所藏居延汉简的新收获》，《古今论衡》第28期（2015年）。目前这一技术正在简牍整理方面广泛应用。

【10】胡平生主编、汪涛副主编：《中国简牍集成》第20册，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年。其中63A的编号，原书误作83A。

【11】《古来征战几人回？——考古发现还原唐朝士兵戍边生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网2020年7月30日。

【12】内中不包括高昌出土的吐鲁番纸文书。

【13】刘文锁：《尼雅考古一百年》，《考古》，2005年第11期，第85—92页。

【14】古藏文资料相对较晚，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文物出版社，1986年，收新疆博物馆藏吐蕃简牍78件，斯坦因采集380件；晚于七世纪，八、九、十世纪都有。胡静、杨铭：《英国收藏新疆出土古藏文文献叙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收斯坦因发掘品700多。王培培：《<英国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新疆出土古藏文写本>读后》，《西夏研究》，2018年第1期言前书收录702枚。

【15】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63页。

【16】简牍整理小组：《居延汉简（肆）》，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7年，第278页。标点引者加。

【17】侯灿：《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第332、333页。

【18】侯灿：《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类似第118页孔木59之“”，实为“同”字中辨券；类似第111页孔木49、第116页孔木51与孔木52、第120页孔木64、第134页孔木102“同之”，参考三国吴简的使用方法实为“同文”之辨券。

【19】张俊民：《悬泉置出土刻齿简牍概说》，《简帛》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35—256页。

【20】邢义田：《汉代边塞吏卒的军中教育──读〈居延新简〉札记之三》，《简帛研究》第2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273—278页。

【21】冨谷至编著：《流沙出土の文字资料》，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1年第185页。

【22】居延汉简整理小组：《居延汉简（肆）》，“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7年。

【23】张俊民：《土垠遗址出土简牍释文校释》，《甘肃简牍》第2辑，2022年。

【24】冨谷至编著：《流沙出土の文字资料》，第185页；胡平生主编、汪涛副主编：《中国简牍集成》第20册，第2155—2156页。

【25】冨谷至编著：《流沙出土の文字资料》，第196页。

【26】胡平生主编、汪涛副主编：《中国简牍集成》第20册，第2158页。

【27】张俊民、曹旅宁：《毕家滩<晋律注>相关问题研究》，《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6期，第67—72页。

【28】李均明、何双全：《散见简牍合辑》，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5页，1984年甘肃武威五坝山汉墓M3出土木牍。

【29】刘文锁：《论尼雅遗址和简牍与建筑遗迹的关系》，《欧亚学刊》，2002年第2期，第121页。　来源 ：《西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