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持续推出“‘简’述中国”丛书。该丛书为四川省重点图书出版项目专项补助资金项目，由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朱建军总主编，旨在深入挖掘简牍这种特殊的文字载体的内涵，以简明通俗的语言、生动有趣的故事、图文并茂的形式，为大众打开一扇了解中国古代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窗口。

该丛书共10册，本次新出版的是《古纸春秋——汉晋纸张与书写文化》《三尺律令——汉塞吏卒的法律生活》《文以载道——简帛中的儒家经典》。

《古纸春秋——汉晋纸张与书写文化》

本书分书写的历史、西北地区出土古纸、古纸病害及保护、帛书、书写工具共五个板块，介绍其中涉及的历史事件、名物知识，如埃及草纸、印度贝叶、两河泥板、地中海羊皮、罗布淖尔纸、尼雅纸、查科尔帖纸、居延纸、旱滩坡纸、马圈湾纸、放马滩纸、灞桥纸、中颜纸等，以及魏晋时期的书写文化。本书的出版为读者了解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纸提供了参考。

《三尺律令——汉塞吏卒的法律生活》

本书结合出土文书、文物与传世文献，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对汉代司法生活及律令制度进行生动的展示，如贼律、盗律、囚律、杂律、户律、兴律、厩律，各类爰书，以及用故事的形式讲述具体案件。本书的出版，对读者了解秦汉时期边塞的法律制度和人们的法律生活有积极意义。

《文以载道——简帛中的儒家经典》

本书以出土的汉晋典籍类简牍为切入点，按照易、书、诗、礼、春秋、孝经、论语、蒙学读物的顺序，较为全面地介绍自20世纪以来出土文献中典籍类文献的发现及其主要内容。在全面展示自先秦至秦汉时期的典籍文献的类目及流传过程中，探索中华思想文化发展脉络，探寻当时人的精神世界。本书的出版，对读者了解儒家经典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是传播和传承中国古代书籍文化和思想文化的有效方式。

总序

“简”述中国

甘肃简牍博物馆  朱建军

简牍是纸张发明前中国古人最重要的文字书写载体。中国古人将竹木削成薄片，研墨笔书，如《尚书·多士》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可见早在商朝时期，古人除了在甲骨契刻文字外，还将竹木简牍编联成册，记载国家政令典章。《墨子·兼爱》载“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说的就是古人通过书写竹木简牍，刻琢金石盘盂，把他们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保存下来，留传后世。

在中国古代先后有两次比较重要的简牍发现，一是西汉时的孔壁中书，二是西晋时的汲冢竹书，人们将其称为“孔壁汲冢”。这两次出土以先秦时的典籍为主，这些古文典籍的发现对中国古代学术史产生过重大影响。据不完全统计，自20世纪初迄今，在百余年的时间里全国各地历年历次出土的简牍约30万枚，包括楚简、秦简、汉简、三国吴简、晋简等，其时代涵盖了战国至汉晋。简牍记载的内容从大的方面而言，主要包括文书和典籍两大类。文书类包括各种体裁和形制的官私文书，属于实用文体；典籍类则包含各种思想文化的作品，属于艺文典籍。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政治制度形成时期，同时也是社会经济、民族交融等发展的重要时期，因这些政令文书和艺文典籍文献主要记载于竹木简牍之上，故我们称这一时期为“简牍时代”。

甘肃是近世以来最早发现汉简的地区，自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探险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第二次中亚探险期间在敦煌汉长城烽燧遗址掘获700多枚汉简（不包括2000多件残片），至1990—1992年敦煌悬泉汉简的发现，历年历次在汉代敦煌、张掖和酒泉郡的长城烽燧遗址和悬泉置遗址共出土了数万枚简牍，这其中汉简占绝大部分。甘肃简牍博物馆收藏有近4万枚秦汉魏晋简牍，本丛书中统称为“甘肃简牍”或“甘肃汉简”。

与南方墓葬出土的以先秦典籍为主的简牍不同，甘肃汉简内容丰富，以日常书写的方式，多角度体现了汉塞边关吏卒们的政令文书、屯戍生活、书信往来、天文历法、农事生产、交通保障等。这些不曾为史书记载的历史细节，真实地重现了汉代河西边塞的社会生活和民风民俗，丰富了古丝绸之路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甘肃简牍博物馆是以简牍为主要藏品的专题博物馆，这要求馆里的每一位员工都要熟悉馆藏的近4万枚简牍，以便更好从事各自岗位上的工作。讲好简牍故事，让文物活起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数万枚甘肃简牍是不可多得的出土文献，它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自不待言，在学者们整理研究的基础上讲述简牍故事，弘扬简牍文化，是甘肃简牍博物馆在新时期的重要课题，也是甘肃简牍博物馆所应承担的使命和工作。讲好简牍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简’述中国”丛书就是我们的一个尝试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