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毅衡

我个人觉得冯玉雷先生这本《野马，尘埃》是中国文坛和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一种“博学小说”，或者说是“学者型小说”。

中国文学史上我们很难找到这样的作品，说李汝珍的《镜花缘》和曹雪芹的《红楼梦》或许可以算一点，擦一点边。我们最近在重庆举行了意大利符号学家-作家艾科（《玫瑰之名》、《傅科摆》的作者）学术讨论会。筹备时我就提议搞一个圆桌，“当今中国学者型作家圆桌”，但是我想了半天呢恐怕只有冯玉雷先生能够参加。因为这个小说确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一种新的类型。中国现代作家中很少有，鲁迅《故事新编》被人称为教授小说，鲁迅未置可否。还有钱钟书的《围城》的确是一个博学小说，杨绛、沈从文也被人称为博学小说，但是中国当今作家中却不容易找到。因此，要举行一次中国学者型作家会议，作为西北史学专家与敦煌小说作家，冯玉雷先生应该是当仁不让的参加，但是其他作家不好找，凑成一个圆桌真是不容易。

因此，我说这是一部开创中国文学新体材的小说。

我觉得《野马，尘埃》的语言也很值得我们研究，语言问题始终是中国文学的难题，古典汉语因为书写困难非常简洁，过于简洁就经常是“微言大义”，微言大义就需要阐释，需要疏解。中国明清小说戏剧，语言来自民间口语，口语的学术承载量的确比较困难；宋明理学语言吸收了禅宗，吸收了中国口语小说，它把中国书面语文言文的基础上扩大了；而中国五四以来的现代汉语也来自口语，它的意义承载量依然有点问题，我们这些做翻译的，经常感到非常痛苦。

我觉得冯玉雷这本小说，开创了一种新的语言形式，这种语言形式把中国秦汉以来的史传体，把中国古典文学的诗体语言，还有中国白话的机敏，以及对外来语的弹性接纳，都混杂在一道，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方式。这种语言方式不太容易读，尤其是这本小说写成纪年体，的确不太容易读。正因为不太容易读，它构成了一种特殊的语言方式，我认为这部小说有点像中国的《尤利西斯》，《尤利西斯》不好读，也正因为不好读，所以成为了现代文学的一个突破口。

冯玉雷这部小说在语言上我认为形成了一个大突破。他的语言实验推进了小说空间的容忍度，把历史记载的语言风格，把学术的风度，把少数民族的狂放，以及当代五四以来现代汉语的灵活，都放在一道，有巨大的历史承载量和学术承载量，这个语言实验很值得我们仔细研究。

赵毅衡， 1945年5月生，广西桂林人。现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比较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符号学与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助理研究员；1988年起，任职于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终身聘资深讲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