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在凉州长大的我，一直在关注张澍。

道光十四年（公元1833年）清明节后的一个早晨，迎着略带寒意的晨风，张澍启程东去。这一次出行，让他永远地告别了家乡——凉州，也就是今天的甘肃武威。

无法想象，此时的张澍究竟怀着怎样的心情？是否对凉州有过几许回眸？

从24岁考中进士开始，张澍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出仕与治学生涯。从入翰林院的那一刻起，对于家乡，对于位于凉州城吉府里的故居，他就一直是一个匆匆过客。此时，张澍58岁，颇有些“千秋邈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复读书”的情怀，他决意彻底告别官场，一心治学。

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并未把他的余生交给故乡，而是选择了古城西安作为他人生的最后落脚点。在西安，张澍达到了他治学生涯的巅峰，但对凉州来说，却留下了些许的遗憾。凉州，没能最后拥有张澍。

这次回凉州，张澍行色匆匆，除了扫墓，别无他顾。以扫墓的方式对家乡和祖上做最后的告别，对张澍来说，可能是最好的选择，是了结一个心愿。对于凉州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是否还有其它的意义呢？

我总认为，这是凉州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张澍的身后，留下了一个略显寂寥的凉州。

真是如此。自张澍以后，凉州虽然也出过李铭汉这样的大学者，但成就终究无法与张澍相比肩。

清季干臣张之洞在《书目答问》附录《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中将张澍列入史学家、经学家、金石学家，说他“才气无双，一时惊以为异人。”向达先生说“先生一生于关陇文献，网罗放矢，不遗余力。生平著作等身，其《二酉堂丛书》，藏书家几于家喻户晓。”《清史稿》说他的“《姓氏五书》尤为绝学。”张澍的才学与声誉，清代以来，凉州人无出其右。

或许可以这样说，当张澍这颗流星在天际中划过之后，至少在文化的角度讲，凉州的天空便长时间地黯淡了下来。

张澍此次离去，是否让凉州曾经浩荡厚实的文脉产生了巨大的断裂？

我曾经猜度过张澍离开凉州时的心情。我想，此时，他应该还有一件事让他牵挂。

那便是西夏碑。

嘉庆九年（1804年），张澍回到凉州省亲。此时的他，由贵州辞官，客居西安。生活的困顿接踵而来，为谋生计，他应聘主讲汉南书院。这次凉州之行，他的心情，或许还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阴霾。然而，大云寺的偶然际遇，让他发现了湮没已久的西夏碑，于是，阴霾顿扫，豁然欣喜。张澍写道：“此碑自余发之，乃始见于天壤，金石家又增一种奇书矣。”字里行间，透出得意与自信。

是的，这座原名《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的“天下绝碑”是“迄今所见保存最完整、内容最丰富、西夏文和汉文对照文字最多、最有研究价值”的西夏碑刻。

这是张澍对凉州的大贡献，这个发现，足以照亮凉州很长的一段时空。

在张澍最后一次回到凉州时，他是否再次光顾大云寺，再次摩挲他发现的这块石碑？对此，没有任何记载。

我知道，旅居西安的张澍留下了一部淹没许久的著述——《凉州府志备考》。

但是，我还是想把它做为张澍告别凉州时的一个牵挂，毕竟，西夏碑对凉州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存在。凉州人对此深会其意。

半个世纪之后的1927年，凉州遭遇了一次大地震，大云寺毁坏殆尽。于是，凉州乡贤们决定为西夏碑找一个安身的地方，他们选择了文庙。

这是一个再妥帖不过的选择。

因为，是文庙。

贰

凉州文庙，位于今天武威城东南一隅。至今还保留着儒学院、圣庙、文昌宫三组建筑。其形制与规模，在全国亦算得上宏大，被誉为“陇上第一学宫”。

文庙与我的结缘，可谓久矣。

搜寻记忆，最早一次去文庙，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事。那时，爷爷从山东来武威探望父母，正好在文庙举办一个“农业学大寨”的展览。母亲将这一消息告诉了爷爷。不知是对文庙有兴趣，还是对展览有兴趣，爷爷产生了去文庙的想法。

临出门，母亲的叮咛让我记忆犹新，她对爷爷说，如果不让进，就说你们是工宣队的。这些话，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但为什么会这样叮咛爷爷，我至今也未完全弄明白。或许，当时文庙还不开放？或许，当时文庙只对特定的人开放？那个时代，确实有许多让今天的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于是，爷爷带着我和二姐一路打问，来到了文庙。不成想，大门紧闭，只留一侧门，展览显然并未开放，也没有别的参观者。不知爷爷是不是按照母亲的叮嘱，反正爷爷和管理人员说了几句，我们居然进去了。但那个时候，我心生紧张，竟然有一点不敢乱说乱动的感觉。

正是因为这种紧张，我几乎没敢四下张望，因此对文庙也就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在一间大殿里，展览真看到了，是复原的大寨的模型沙盘，上面红旗遍布，梯田鳞次栉比，并用小小的灯泡装饰其上。未等我们看仔细，管理人员便下了逐客令，我们只好喏喏而出。当时的感觉和记忆，不过如此寥寥，倒是回家路上爷爷给我买的一根冰棍，让我刻骨铭心。

初到文庙的经历，既模糊又清晰。清晰的是爷爷远道而来，为什么要去一次文庙？这个疑问，是我成年以后产生的，但已经没有机会去问询了。

爷爷一辈子与读书关联不大，其岳父家倒是出过不少秀才。母亲家在山东蓬莱倒算是一个书香门第，她的祖、父辈中倒是有不少读书人，甚至还有留洋的经历。这些出身的线索，是爷爷带我们去文庙的某些隐含的动因吗？这其中是不是有着一些隐含得很深的线索，我至今也没法猜度。

接下来关于文庙的记忆就更有趣了。

1977年，高考恢复。万马千军过独木桥的景象居然和文庙有了关联。或许是因为考卷太多，或许是因为高考刚刚恢复，所有的工作还不规范，武威地区的高考阅卷工作竟然是在文庙进行的，作为中学教师的母亲参与了这项工作，批阅作文。那时，阅卷老师可以凭饭票在文庙吃饭，母亲的饭票有结余，于是便把我带到了文庙。

在文庙，我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等待开饭的时间。记不得我吃过几顿，但这确实是我第一次吃到的公家提供的免费午餐。那一年，我刚好九岁。

我的记忆是准确的，母亲和其他阅卷老师工作的地方，正是文庙正门进入后靠东面一侧的一个大殿，也正是上次我和爷爷看展览的那个地方。一张张课桌凌乱而拥挤地摆在里面，母亲和其他阅卷老师埋头阅卷，完全无视我的存在。记得当时有一个老师用嘲笑的口吻在念一个考生的作文，字里行间满是报纸社论式的口号话语，他的戏谑，没有引起共鸣，相反却招致了不少白眼。这是我在游玩之际闯进阅卷点所看到的一幕，虽历经四十余年时光，但记忆犹新，恍如昨日。

母亲和同事们在紧张地阅卷，另外几个和我一样等待吃饭时间到来的玩伴便在文庙里撒开欢了。记得，我爬上过庭院中的古柏，上过大殿门前的石狮子。尽管玩得不亦乐乎，但文庙在我心目中还是没能留下更多的印记，对其整体的面貌依然是模糊、零碎的。

这件事似乎又值得探究，高考阅卷为什么会放到文庙？莫非其中又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因缘？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之举，都值得去探寻。

上中学后，我的同学胡鼎生的父亲胡宗秘从事文博工作，他的家正住在文庙里。于是，我经常跟这胡鼎生去文庙。不过，每一次去，都是为了玩，别的，已经记不起来了。

真正对文庙感到重要的事有两件，一件是高考临近，母亲让我务必去一次文庙，去过一下状元桥。母亲严肃的口吻，让我陡然感到了文庙的分量。于是，我遵照母亲的命令，约了两个同学去了一趟文庙，认真地走了一趟状元桥。当时，去的人挺多，从年龄相貌上看，和我们的目的大致相当。这其中，有一个插曲，跟我一块儿去的两个同学，当年高考都落榜了。事后，不知为什么我突然回忆起了当时的个一个情景，两位同学在过桥时，远不及我急匆匆的步履，过到一半时，在已经下桥的我的喊叫声中，折过头，原路返回和我汇合了。对他们两个来说，这次过桥之举，夭折于半途。这件事，仿佛一个罪孽，一直压在我的心头，从未向别人讲起过。

另一件事是我上大学后，假期回凉州，偶然间又去了一次文庙。这一次，我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文庙桂籍殿前廊檐下曾经被秘藏的五十多块木质匾额已经剥去蒙翳，昭于天下。其中的几块，让我产生了极大的感动，如“聚精扬纪”、“书城不夜”、“文明长昼”等。看着这些匾额，我仰面凝神，竟然很长时间都没有挪动步履。

一座位居西部的小城，竟然会出现这样的箴言，会用这样的词句来标示自己的文脉与学风，足以让人震颤。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是否长时间地轻慢了文庙，或者说，我还不曾感受过文庙对于凉州，对于整个西部的一种历史存在。

文庙，需要重新审视，需要走进它所承载的历史、所承载的文化。也正是从那一刻起，我又无数次地去过文庙，包括带上妻女，而且每次都自觉地掏钱买门票。似乎这样才不至于再次轻慢它。

叁

文庙，其本意是用来祭祀孔子的寺庙建筑。

但是，它却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道巨大的景观，一个巨大的存在。或者说，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与接续上，文庙曾经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环节，中国文化会产生许多的缺失和遗憾。

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第二年，鲁国国君哀公开始关注这位曾经“累累若丧家之犬”的大学者，于是，他将曲阜的孔子故居保护了起来，并把孔子生前的衣冠、琴车、书籍等遗物收藏其间，并派兵卒守护，一年四节予以祭祀。曾经简陋的三间屋舍，成了后世孔庙的鼻祖。

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途经曲阜，这位不乏痞子之气和小人作风的开国之君，一反常态地以太牢之礼祭祀孔子，这样一个举措，看似不经意，却开创了帝王祭孔的先河。

作为刘邦的苗裔，汉武帝的基因中自然浸润上了祖辈的这份尊崇，他采纳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于是，儒家学说自此成为中华文化的正统，这对中国古代以儒学为主体的综合文化的发展与创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至此，祭孔之风成了国家层面的庄严礼仪，朝代变迁，江山易主，都不曾改变，曲阜孔庙也就蔚成大观，卓立于齐鲁大地。这样的结果，我相信，孔子生前，绝对不会料想到。

当然，仅仅一座位于曲阜的孔庙，是不够的，无论从儒学的弘扬与传承，还是祭祀行礼的方便，都显得远远不够。

公元489年，在北魏孝文帝的直接倡导下，在当时的首都平城（今天的山西大同）建立了第一座位于京城的孔庙。这个事件，万不可小视，它与凉州文庙有着太多的关联，至少，我这样认为。同样，作为今天的凉州人，在追溯和梳理凉州文化的时候，更不能忽略这个事件、这个地点、乃至于孝文帝这个人物。这样的提醒，绝对不是多余和故弄玄虚。因为，他至少被凉州人所忽略，并且因为这个忽略让凉州文化或者是凉州文庙的历史产生了某种断裂，产生了不应有的模糊和混乱。

为什么会是这样，容我下面再说。

孝文帝修孔庙的举措，又一次开了一个先河。他让孔庙走出了曲阜，走向了更大的空间。在他的治下，各郡县都开始大力修庙祭孔。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效之。

然而，北魏的辖地毕竟有限，孝文帝的号召力也毕竟有限。幸运的是，唐太宗继承了他的衣钵。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早在七十多年前就曾经认识到，北魏时期的文化，直接影响了隋、唐两朝的制度制定。这样的认识不仅超前而且成为定论。孝文帝修孔庙的举动同样影响和感召了唐太宗，于是，他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颁布诏书：“天下学皆各立周、孔庙。”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了明清二代，每一州县治所之地必建孔庙。这就是今天仍遍布中华大地的那些建筑精美、规制严谨、气象宏大的孔庙。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凉州文庙。

在现存的孔庙中，南京夫子庙、曲阜孔庙、北京孔庙和吉林文庙被称为中国四大文庙。这样的排序，并未把凉州忝列其中，或许有些遗憾，这是凉州作为西部地区特别是经历了明清两代数百年暗淡时光的西部小城的地位决定的。遗憾可以有，但也不必妄自菲薄，一个“陇右第一学宫”的美誉，对凉州来说，足够了。

这里发生了一个概念的歧义——孔庙与文庙似乎混为一谈了。

这是个问题。

但是，正是这样的混溶，才更体现了孔庙的价值。如果孔庙仅仅作为一个供奉祭祀孔子的场所，人们只是在特定的时候来到大成殿里对着孔子像三叩九拜，奉献祭物，那么，孔庙的意义则仅限于一个精神崇拜的层面，而缺乏了实用价值。孔庙之所以又被称为文庙，其关键在于一个“文”字。

随着历史脚步的前移，孔庙的内涵也逐步地由单一变得丰富和厚实了起来，那就是将学习儒家经典的学校与祭祀孔子的礼制性庙宇相结合，或者说将办学与祭孔相结合，并将其以国家制度的方式固定了下来。在古代，学校被称为书院和学宫，而许多书院学宫又与孔庙相统一，这种院（宫）、庙一体或者说学、庙一体的格局，构成了中国教育史和文化传承史上最为重要的载体。唐太宗的诏书中所言的“天下学”，这其中的“学”字，点出了孔庙的要义和功用。

所以，孔庙同时也是书院，也是学宫，祭祀与教育在这里完美地结合，并让精神信仰来统摄教育。于是，孔庙也就自然地被称为文庙了。当然，它还有许多别称，如先圣庙、至圣庙、先师庙等等，但远不如文庙这样普及和通俗。

祭孔与学习教育相结合，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学习的内容与儒学息息相关，与“独尊儒术”的治国理念息息相关。同样的，它也自然地与科举进仕的教育功用息息相关，并且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体系。

这样的常识梳理，并不是跑题，而与凉州文庙紧密关联。

是的，凉州文庙承载的是一部凉州的教育史、文化史和历史人物的成长史，是凉州文化传承、接续、绵延的重要一环。

如此看来，它的确不能被轻慢。

肆

追溯凉州文庙的历史，其源头居然在两场血流成河的战争中。

秦汉之际，冒顿单于在漠北建立了强大的匈奴帝国。

从高祖刘邦开始，匈奴的威胁一直困扰着汉帝国。立国之初，刘邦亲率30万大军远征匈奴，兵锋直达平城，但却遭到了“白登山之围”的惨败与尴尬。其后，汉匈和亲政策的实施，换来了一段时期的和平。这一份和平，在让汉帝国得以休养生息的同时，也让匈奴羽翼更加丰满。于是，在冒顿单于的率领下，匈奴大举进攻河西走廊，一举赶走了曾经强大一时的月氏政权，掌控了整个河西走廊，并将其分封给右贤王管辖，然后又分封给右贤王的两个下属，当然这也包括凉州旧地。《汉书·地理志》记载：“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

占领河西走廊以后，匈奴对汉帝国的威胁陡增。以此为基地，匈奴先后发动了六次针对汉帝国的侵扰。名臣晁错说：“臣闻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晁错的忧虑、尴尬及无奈之感，跃然纸上。

汉武帝即位后，这位雄才大略的君王，一扫颓败之势，挟“文景之治”带来的强盛国力，决定反击匈奴。

他采纳张骞“断匈奴右臂”的方略，开始夺取河西走廊。公元前121年春，霍去病率兵出陇西，翻越乌鞘岭，远征河西。是役，斩杀折兰王、卢胡王，捕获浑邪王之子，大获全胜。同年秋天，霍去病、李广、张骞等一干名将再次杀赴河西，与匈奴兵展开激战，并给予匈奴右部毁灭性的打击。

两场战役，促成了匈奴阵营的分化。浑邪王杀了休屠王之后，率十万部众投降汉朝。汉帝国在河西地区分设了酒泉、张掖、武威、敦煌四郡，正式将其纳入版图。

征战杀伐，或许与我所要讲述的文庙有些不搭边界，其实不然。

作为休屠王的领地，作为游牧民族的牧场，这里浸润着游牧文化的浓重氤氲。而归属汉帝国以后，这里自然发生了改变。虽然在汉朝统辖凉州时期，这里的生产方式仍然以畜牧业为主，是著名的军马产地，所谓“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但文化特质已经发生了悄然的改变。应该注意到，将凉州在内的河西走廊纳入汉朝版图的君王，是奉行“独尊儒术”的汉武帝刘彻。

汉武帝曾下诏书：“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汉平帝开始元年（公元3年）颁布地方官学学制，规定：设在郡国的称为“学”，设在县的称为“校”，设在乡的称为“庠”，设在村落的称为“序”。这样一套以讲授儒家经典为主的教育体系，自然也开始随着汉帝国对河西地区的统辖与经略，在凉州建立了起来。

一个地域的归属发生了变化，随之开始实行新政权的典章制度，这本身很正常，但对于凉州来说，却有让人惊异的地方。

因为同学胡鼎生的关系，我从中学时代便从他父亲、著名文物专家胡宗秘那里知道了一些关于武威出土的文物方面的知识。比如铜奔马，比如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像等等。出土于凉州磨嘴子的469枚汉代《仪礼》简，正是这令人惊异的所在。

众所周知，《仪礼》是儒家五经之一。后人研究认为：“武威《仪礼》与《十三经注疏·仪礼》，在篇题、目次、文字、用词等方面互异者达300多处。武威《仪礼》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未经后人纂乱的汉代原版经典，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同墓出土《日忌》木简中，有“诸文学弟子出谷五千斛”的字样。研究者认为“文学弟子”之“文学”指儒学，“弟子”为学生的称谓，“两汉官学生即使是博士弟子”，也必须交学费以及生活费。根据这些资料，有人推断：“墓主人生前可能是与郡学有关的传授礼经的专家”，也就是说，“磨嘴子6号墓的主人是一位在武威郡学中专门从事《仪礼》教学的经师，......从他能将不同版本的《仪礼》进行对照比勘可以看出，其儒学水平是很不一般的。”

这469枚《仪礼》简不能不让人感到惊异。

从匈奴休屠王的领地到纳入汉帝国的版图，战争的硝烟与金戈铁马的鸣响还不曾远去，凉州便张开双臂，袒露心胸地接纳并普及了儒家文化，同时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教学研习的体系。对异质文化的强大吸纳能力，这对于凉州来说，显得极为重要。滥觞于西汉时期的这一能力，在以后的历史中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这一份能力也使得凉州文化成为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段华彩篇章。这对于凉州来说，是一次恢弘而精妙的转身，更是一次文化的蜕变与构建。告别了游牧民族的漂泊与牧歌，定居下来的不仅仅是生活在凉州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更是一种新型文化的栖息与根植。西汉年间，凉州以最快的速度、最豪放与健朗的心胸接纳了以儒学为正统的文化体系，以最快的速度让它在凉州这片土地上稳稳地扎下了根脉，而且迅速地繁衍了起来。

对于凉州儒学或者凉州文化而言，西汉是一个肇始，之后的岁月，虽几度衰微，却从未断绝。同样地，伴随着儒学的进入与普及，与之相伴生的自然是官学的兴起，也就是以讲授儒学为主体教学方式的官办学校的形成。是的，从西汉开始，一套完备的、全新的教学体系在凉州大地上根植并繁衍了起来。这个过程，体现的是一种速度，更是一种胸怀，以及凉州这片土壤对异质文化的吸纳与适应能力。而上述条件的共生共用，迅疾地完成了一次文化的洗礼，接着便从最初的接纳变成了横亘千余年的坚守与执着。俨然一片本身肥沃但都却干涸的土地，在经历了一场夹带着种子的大水漫灌之后，其中的种子没有半点的水土不服之感，而开始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并一下子成了这块土地上的主人。虽然世事沧桑，自云苍狗，都将种子的属性牢牢地镌刻在了这片土地上。

有了官学，有了完备的体系，有了磨嘴子6号墓主人这样高明的教师，有了“文学弟子”，自然就会有学堂，有教学的场地。我的思绪虽然不敢将凉州文庙的历史接续到西汉，或者妄言凉州文庙始建于西汉，但应该看到，那时的凉州，无论从官方倡导，还是从民间呼应，都具备了建立和拥有一座文庙或者学宫的条件。

遗憾的是，我没有找到这方面的任何记载。

尽管如此，从1955年到1959年四年间对磨嘴子汉墓群的发掘，是不亚于张澍发现西夏碑的一次重大的考古发掘，对凉州乃至中国来说，不乏一种石破天惊的意味。关于这次发掘的意义，需要今天的凉州人去再认识。因为，它让凉州文化追溯到了一个气象恢弘的源头。

令人恍惑的是，虽然找到了源头，找到了某些历史线索，但它又与文庙若即若离。二者似乎具备了联系互证的可能，但又让人不敢妄断。《仪礼》简，这部如今陈列于甘肃省博物馆的国宝级汉代文献，只能让人去猜度和想象。

从另一个角度讲，《仪礼》简的出土，又不同于张澍发现西夏碑。张澍发现西夏碑后，即刻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阅历，对其价值和来历做了清晰的说明。而对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的凉州乃至于甘肃人来说，面对《仪礼》简，却力不从心了。

磨嘴子汉简出土后，因木简凌乱，字体难辨，解译和整理成了一大难题，这个难题让凉州人无解。运抵甘肃博物馆后，甘肃的文物工作者依然无解。于是，甘肃省博物馆上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希望派专家来帮助工作。当时主持考古所业务工作的大学者夏鼐先生接到这份求助的信函后，几经思索，他给甘肃派来了一个特殊的人物。

他叫陈梦家。

陈梦家这个名字进入我的视野，是在大学中文系学习的时候。

现代文学史的课程，让我知道了“新月派”这个影响颇大的诗歌流派。尽管那时课本上对这个诗歌流派还多存贬语，而且钱钟书在《围城》中还对其大加讽刺。但我对这个诗派中的许多诗人如徐志摩的诗却十分喜爱。那个时候，同宿舍的人几乎皆可背诵其《我不知道风是从哪一个方向吹》、《沙扬娜拉》等诗篇。这个诗派中除了徐志摩、闻一多外，还有一位重要人物，便是陈梦家。

但我做梦也不曾想到，作为诗人的陈梦家却在以诗作成名后，毅然放弃了诗歌创作，实现了人生的蜕变，成为蜚声中外的知名学者、古文字学家，而且和凉州竟然产生了巨大的历史纠葛。

我应当感到羞愧。羞愧之余，我面对这个名讳，还产生了一种巨大的悲悼之情，这也与凉州有关。

1944年，陈梦家因甲骨文研究的卓越成就，在闻一多的举荐下升任西南联大教授。一个月后，他又在金岳霖与美国学者费正清的引荐下，携夫人、燕京大学昔日的校花、英语教授赵萝蕤一同应邀去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中国古文字学。闻一多对他的评价是：“陈先生本其研究金文之心得，致力斯学，不啻异军突起，凡时贤所不能解决之问题，往往一经陈氏之处理，就能怡然理顺，豁然贯通。” 陈梦家赴美后，一边教学，一边以一个杰出研究者的眼光和气度飞赴欧美各地，不遗余力地搜集流散异域的中国上古青铜器，于1947年编成《美国收藏中国青铜器全集》。同年，回国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第二年，妻子赵萝蕤在完成博士学业后亦从美国回国，任燕京大学西语系教授、系主任。夫妻二人一时在学界令人钦羡不已。然而，好景不长，解放后的陈梦家因不配合“思想改造运动”并以诗人般的轻狂，招致忌恨。1952年，“院系调查”时被踢出校园，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妻子也因燕京大学的停办而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授。

在考古所工作期间，陈梦家的学术事业进入高峰期，再次印证了闻一多的评价：“一个有天份的人而肯用功者陈梦家算是一个成功的例子。”1956年，其洋洋七十万字的《殷墟卜辞综述》出版，被誉为划时代的巨著，其本人也获得了当时被看来是天价的八千元稿费。“这部《殷墟卜辞综述》的出版，给陈梦家带来崇高声誉和学术地位的同时，也为他后来的生命历程隐约地埋下了祸端。”1957年，正当陈梦家着手整理海外搜集的青铜器资料时，“反右”开始，陈梦家一下子坠入地狱，不仅被打成右派，而且开始遭受同行们连篇累牍的批判，并被剥夺了发表文章的权利。未久，陈梦家被降级使用，下放农场劳动。妻子赵萝蕤面对丈夫及父亲、燕京大学神学院院长赵紫宸的接连噩耗，精神分裂。在这种境况下，夏鼐为了让陈梦家避免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在接到甘肃方面的请求后，心绪复杂地将他派到了兰州。

于是，陈梦家开始了一段艰苦卓绝的，但又与凉州文化密切联系的生命与学术历程。

在兰州，陈梦家被严格管制，关在一间斗室。他以惊人的毅力和广博的学识挥汗如雨地工作了三个多月。正是这三个多月孤独且卓绝的工作，磨嘴子汉简终于拔开历史的蒙翳，在中国文化史上闪现出了耀眼的光焰。这一缕光焰，对于凉州人来说，弥足珍贵。凉州人应当记永远铭记陈梦家这位学者，他在人生的黯淡期，为凉州文化高擎起了一烛光焰，并照亮了一大段凉州历史的天空。

陈梦家应当被铭记，但更多的却是让人悲悼。

陈梦家的成果，却没有署上他的名字，《武威汉简》这部书出版时，编者署名为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文革中，陈梦家再次被打倒，并遭到了残酷的摧残。不堪忍受的他，先是服安眠药自杀未果，后又自缢身亡。身后仅留下了一名话——“我不能再让人当猴耍了。”

陈梦家的确让人嫉恨，不光是卓越的才学，也有他用稿费收藏的大批古代家具。文革后，上海博物馆收购了他残留下的二十几件收藏，付费达8位数。

这就是陈梦家，诗人、学者、收藏家、天才等等集于一身，却只能用天妒贤才一语来了结，这的确令人悲悼。作为诗人的陈梦家，曾写过一首《摇船夜歌》——“让我合上我的眼睛/听，我摇起两支轻桨——/那水声分明是我的心/在黑暗里轻轻地响/吩咐你：天亮飞的乌鸦/别打我的船关掠过/蓝的星，腾起了，又落下/等我唱摇船的夜歌。”作为一颗耀眼的星辰，陈梦家曾经腾起，在照亮凉州的历史天空后，悄然殒落。

之所以用如此篇幅去写陈梦家，除了他值得悲悼以外，其实对凉州、对凉州文化，也会令人产生许多复杂的情感，甚至是一层悲情的色彩。

或许，应该悲悼的还有凉州和凉州的文化，至少，凉州人善于遗忘，不仅仅是遗忘了一个陈梦家。

扯远了，我应当收敛放纵和发散的思绪，收敛我的情感，回过神来，毕竟我要写的是凉州文庙。

伍

凉州人善于遗忘。这话不过分，这种健忘的特质，让凉州文庙的历史始终处在一种扑朔迷离的状态。

为了写凉州文庙，我多次求助于我的中学同学胡鼎生，他曾经给了我一本《武威市文物志》。这是一本装帧极其精美的志书，其中收录了一批关于凉州文庙的史料。但浏览这批史料，我反而对文庙的历史，对文庙的始建，产生了更大的迷离惶惑之感。

明正统四年《凉州卫儒学记》碑载：“文庙始建于明正统二至四年”。

清康熙年间的《重修文庙碑记》说：“凉郡圣庙，历有年所，不知几经修葺矣。”

清乾隆十六年的《重修文庙祭田碑记》说：“圣庙之有祭田，始于前明成化六年庚寅。”

清乾隆三十七年《重修文庙碑记》说：“凉城一文庙，始于有明正统四年。”这个说法与《凉州卫儒学记》差不多。

面对上述记载，我有一种历史被阉割的感觉。

这些记载，大大压缩了历史的长度与厚度，对历史的追溯显得有些随意和漫不经心。这当然也不能完全怪记录者，因为，明清两代，凉州早已星光暗淡，文脉浮薄，这些撰写上述文字的人，不可能有足够的才识和眼光乃至勇气去接续历史，考究根源，所以留下了历史的空白。

但是，另外一条记载，却让我眼前一亮。

民国二十一年的《重修武威文庙碑记》中说：“武威自汉武开郡，始见历史。而文庙创始何代，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今观其规模宏大，气象雄壮，知非府县文庙所及。洎读前凉载纪及西夏书事，称其崇儒术，国中大修孔子庙，复尊为帝，并征诸父老传闻，谓肇建于前凉张氏及元昊割据时者近是。”这条记载虽出于民国，但却显示了高度的历史接续能力，填补了大段的历史空白。在众多参与这次重修文庙的人中，我发现了一个特殊的名讳——李鼎超。

这是让我对这样一条记载产生极大信任的一个重要缘由。

张澍之后，凉州涌现的最著名的学者是李铭汉。历史学家汪辟疆对他的评价是：“盖晚近西北一醇儒也。”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李铭汉赴西安应乡试，而此时正是张澍最后一次告别凉州，寓居西安开始专心治学的第二年。李铭汉在乡试落榜后，并没有太多的沮丧，他做出了留在西安跟从张澍问学的重大选择。

这件事让我产生了一个疑问，那就是李铭汉跟张澍学什么？或者说能从张澍那里学到什么？这样的疑问让我再一次关注起张澍的学术构成。

张之洞把张澍归于经学家、史学家、金石学家之列。金石学与经学姑且不论，其历史研究的视野却比较独特。我的老师赵俪生先生说：“所谓河西之学，包括四郡、五凉、三秦与一夏，而以五凉为最根本。而张澍于28岁主讲兰山书院时，即曾成《五凉旧闻》四十卷……在此，其眼光已经有所表露。”赵先生的话与我在开篇时所引向达先生评价之语相表里，点出了张澍治史的重点所在，即反映在其《二酉堂丛书》中的对西北史地的关注与研究。赵俪生先生说：“《二酉堂丛书》何以如此著名？以蔽意揣之，斯时正为乾、嘉、道、咸接续之交，而该书以乾嘉辑佚之方法，为道咸以来西北史地学郁成重点的时代高潮，准备某些条件，故能受到学术界较普遍的尊重。”

这说明，在张澍的研究视野里，对河西地区特别是五凉时期的文献的关注是其学术构成的一大内容。

而来自凉州的李铭汉恰巧做了张澍的学生。

无意间，串起了清代凉州籍学者治学的一条传承线索。这条线索对凉州来说十分重要。因为在明清两代的沉寂时期，居然有两位才识卓群的凉州学者开始关注探究或者说在接续凉州的历史，而且将接续的节点定格在了被人们忽视的五凉时期。

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凉州人关注一段几乎被风尘淹没的历史的开始，而这一段恰巧与凉州有关。尽管这样的关注，仅仅是做了一些准备，但它确实如赵俪生先生所言，迎来了一个学术高潮，并直接影响到了陈寅恪这样的一代宗师。

李铭汉的儿子是李于锴，他继承了家学，帮助父亲完成了煌煌巨著《续通鉴纪事本末》并刊行于世。前文提到的李鼎超则是李于锴的长子。他从10岁起就开始跟从父亲读书治学，一直到父亲去世，无一日辍怠。成年后，他发奋编篡《武威县志》，立志追溯凉州的历史。虽书稿遗佚，但从家学的继承角度讲，他自然会接过张澍的衣钵，厘清五凉这一段纷乱的历史，发掘和看到了这一段历史所闪现的历史光焰。

正因为如此，我对李鼎超参与树立的这座《重修武威文庙碑记》充满了信任。因为这是一条漫长的家学传承线索，更是三代人睁眼探究凉州历史的必然结果。

文庙的历史，在这一刻，在李鼎超他们那里，重新被接续和溯源。

不光因为李鼎超这一凉州名门的学识，更重要的是，五凉时期，为凉州文庙的修筑提供了一切可能和条件。

这是一段最值得凉州人自豪和铭记的历史。

从3世纪初到4世纪上半页，近150年的时间，凉州在中华文明史册上留下了耀眼而辉煌的一笔。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一时间段或许不算太长，但它的价值却足以照亮一大段黑暗的历史，直至辉耀在大唐盛世的上空。

在梳理完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后，余秋雨先生激动地说：“这种宏大，举世无双，由此，大唐真的近了。”

其实，北魏走近大唐的脚步里，夹杂着五凉文化的混响，或许真的可以这样说，五凉开启了大唐，五凉影响了大唐。

这足以让凉州人自豪。

这样的结论并不是虚妄，顺着前贤们梳理的脉络，这样的结论显得极其自然而顺畅。

是的，我们有必要去梳理和再现五凉这段历史。

凉州文化，不能没有这一个段落，因为它是一段华丽璀璨的篇章。

陆

凉州，曾经是一个大概念，也可称之为大凉州。

这个“大”字，是说凉州的地域。曹魏时期，凉州的地域涵盖了整个河西走廊，一直延伸到今天的内蒙古额济纳旗，其治所就在今天的武威。尽管地域被大大地拓展了，但这个时期确实是凉州历史上最为动荡的一页。凉州人在这个动荡的乱世，其作为也确实乏善可陈。

东汉末年，在黄巾军起义的同时，凉州地界上也爆发了多次的羌人造反。于是，朝廷中以司徒崔烈为代表提出了“弃凉”的主张。此论一出，立刻遭到了陇籍官吏傅燮的反对，二人针锋相对，剑拔弩张。当时的情境，与清末发生的那场“塞防”“海防”之争大有相似之处，只是意义完全不同。这场争论虽然并无结果，但足以说明凉州的局面已经无法收拾。这个时期，对凉州来说，堪称乱世。

乱世中，凉州作为匈奴旧地的某些基因似乎一下子被调动了起来，于是，凉州人开始以另外一种方式走进了历史。马腾、韩遂、董卓、李傕、郭汜等人横空出世，其麾下正是从凉州招募的羌胡。于是，凉州人血液中的某些强梁、尚武、雄健、任侠的基因开始无限地膨胀起来。

凉州人走进了历史，但却加剧了动乱。上述那几位豪强，在历史的评价中，背负了太多的恶名。不用多想，便知道那个时候的凉州早已礼崩乐坏，文脉衰微，因为，金戈铁马、杀伐征战乃至掠夺屠戮喷张着凉州人的血管。大汉帝国开始的文明驯化，在凉州似乎变得荡然无存，刚刚根植的文脉，也正是在这一时间段，走向衰微乃至阻断。

凉州人的骁勇甚至延续到了三国时期。公元263年，司马师兴师灭蜀，邓艾的军中仍然有许多凉州的“羌胡健儿”，而且战功卓著。但是，灭蜀后，这些人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封赏，于是引发了凉州籍官员段灼的满腹牢骚——“昔伐蜀，募取凉州兵马，羌胡健儿，许以重报。五千余人随（邓）艾讨贼，功皆第一。而乙亥诏书，州郡将督，不与中外军同。虽在上功，无应封者。”这说明，凉州健儿虽然骁勇，但却获得了一种尴尬的地位。也难怪，看看他们先前的首领和走进历史的人物，这不能不让人提防。

到了西晋，这时，不仅是凉州，整个中原王朝也处在飘摇之中，血雨腥风里，人们不可能去感受儒家文化的那一份温暖。文脉衰微、教化废弛，让人心痛。

恰在西晋灭亡前，一个重要的人物出任凉州刺史，来到了凉州的治所——姑臧。

这个人，就是张轨。

来凉州之前，张轨目睹自己的老师张华、杨骏“连头受戮”，这不免让他有些战战兢兢，心有余悸。于是，他自荐加公卿推举，以“才堪御远”的评价来到了凉州。

至此，一个新的时代降临凉州。

张轨，自幼生活在京城洛阳，并随隐居的甘肃籍学者皇甫谧学习《孝经》。为官后，被人们评价为“少明敏，好学名经，有器望，姿仪典则。”

张轨的身后，是一个荒诞不经的西晋王朝。先是皇后贾南风的专权和滥杀群臣，后来是 “八王之乱”，西晋朝廷确实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一切，对于张轨而言，是一段惨痛的记忆。

于是，张轨无心回望中原，在他的胸臆中，只有对凉州的经略。

于是，在张轨的治理下，凉州成了一块安定富足的乐土。

既然是一方乐土，那就自然有着强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史书记载：“中州避乱来者日月相继”，一时间，凉州人口大增，但更重要的是，中原人士的汇聚，为凉州的文教与学术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辉映历史的五凉文化的建构，自此开始。

初来乍到的张轨，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局面。

这里需要追溯一段历史，需要将笔锋转向前文曾经提到的鲜卑人中的一支，即拓跋鲜卑。

说来话长，拓跋鲜卑居然起源于大兴安岭深处一个叫作嘎仙洞的山洞。他们从这里出发，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走过了漫长的旅程。先是落户于呼伦贝尔地区的呼伦湖，之后在首领拓跋诘汾的带领下来到了河套北部固阳阴山一带。在这里，他们迅速与匈奴融合，势力逐渐强大。

拓跋诘汾之后，其子拓跋力微接过了他的衣钵。这时，拓跋力微的兄长拓跋匹孤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率部众迁居甘肃河西走廊。这次迁徙，为拓跋鲜卑的历史埋下了一个重要的伏笔。之后，当这个伏笔再次出现时，则是石破天惊的一页。

拓跋匹孤进入河西之后，由原先的“拓跋”变为“秃发”，被称之为“河西鲜卑”。这是一支勇武强悍的力量，他们的到来，立刻搅动了河西走廊的局面，出现了“河西之乱”。这场变乱，直至张轨来凉州之前才基本平息。

如前文所述，这场源自拓跋鲜卑的战乱，为张轨留下了一个难堪的局面，在胸怀大志的张轨开始延揽人才，施展自己政治抱负的时刻，凉州，居然无人可堪重用。

无奈之下，张轨只好将选人的目光投向了并不遥远的敦煌。鲜卑人引发的“河西之乱”让凉州首府所在的姑臧人才流失殆尽，地处偏远的敦煌却未受影响，而且敦煌著姓颇多，于是乎宋、阴、汜、索、张、令狐等家族开始进入凉州政治、文化的中心，被张轨视为“股肱谋主”。这一刻起，在整个五凉时期，敦煌人一直是五凉文化天空中最为耀眼的星群。

在张轨的诸多建树中，兴教宣化无疑是一大亮点。

他置崇文祭酒，设立州学。

这时，“八王之乱”余波未尽，匈奴、氐、鲜卑、羯、羌五个游牧部落联盟向中原发起了进攻，洛阳、长安这些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相继被攻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永嘉之乱”。自此，中国北方陷入了长达三百余年的分裂与混乱的格局。

也就是在这时，凉州已在张轨的治理下，安然有序地走过了十年的光阴。中原的战火，并未波及到这里。“秦中川，血没腕，唯有凉州倚柱观。”这首民谣。反映了当时的境况。

张轨兴文兴教的举措，在整个中原大地深陷战火的时刻，让凉州上空响起了琅琅的读书声，这确实有着不同凡响的意义。而且，这一片书声自从响起，就一直延续了下来，贯穿了整个五凉的历史。这书声，在中原大地刀光剑影、血流成河、纷扰动乱的时刻，显得格外悦耳和响亮。

在张轨的治下，凉州开始成为了中华文明得以延续、得以保存的一个文化重镇，或者说，形成了一个文化的中心。

正因为如此，凉州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一下子空前绝后，让天下人有了“避乱之土唯凉州”的感慨。

作为匈奴故地的凉州，作为曾以出产战马而闻名的凉州，在张轨的倡导下，民风为之一变，原先雄悍的秉性开始被驯化，虽不彻底，但此举的作用一直延续到今天。从那一刻起，历史上再也不曾出现“凉州健儿”的称谓。

上世纪八十年代，凉州曾经有一个叫做《红柳》的文学刊物，它至今还被许多怀揣文学梦想的人所惦念。作为一个地方性的文学刊物，它对本地文学人才的培养所发挥的作用不言而喻。但是，许多人并不知道，这个刊物还曾经举办过一次全国性的“五凉文学”研讨会。这次会议在当时，绝对具有开创之功。

上中学的我，从老师们那里知道了这次会议，知道了曹础基、赵以武这些在当时就开始关注五凉文学的学者的名讳，以至于上大学后仍对他们追随不已。现在看来，当时叫“五凉文学”，反映出了一些局限，毕竟那时文化二字远不及今天这样普及乃至泛滥。但不管怎样，那个时候，凉州人开始翻检起尘封的历史，开始寻找昔日的荣光，这一笔，应当保留在凉州的文化史册中。

在我看来，五凉文化中文学的成就固然不可低估，但其中的经史之学更应当受到关注。

这样的关注，起自陈寅恪，这位被称为“三百年来第一人”的史学大师说：“盖张轨领凉州之后，河西秩序安定，经济丰饶，既为人士避难之地，复是流民迁徙之区，百余年间纷争扰攘固所不免，但较之河北、山东屡经大乱者，略胜一筹。故托命河西之士庶犹可以苏喘息长子孙，而世族学者自得保身传代以延其家业也。又张轨、李暠皆汉族世家，其本身即以经学文艺著称，故能设学校奖儒业，如敦煌之刘昞即注魏刘劭《人物志》者，魏晋间才性同异之学说尚得保存于此一隅，遂以流传至今，斯其一例也。若其他割据之雄，段业则事功不成而文采特著，吕氏、秃发、沮渠之徒俱非汉族，不好读书，然能欣赏汉化，擢取汉人，故河西区域受制于胡戎，而文化学术亦不因以沦替，宗敞之见赏于姚兴，斯又其一例也。”这样的见解与总结，以我之目力所及，确实还无法超越。陈寅恪先生用失明的双眼看到了五凉对整个中华文化接续流衍的巨大作用和地位，为我们描摹出了一幅后世再也不曾出现过的凉州文化盛况。

的确是盛况，从张轨的前凉开始，后来虽历经氐人吕光的后凉、鲜卑人秃发乌孤的南凉、李暠的西凉以及匈奴人沮渠蒙逊的北凉，一百多年间的凉州大地，一直是文脉浩荡，文风鼎盛。一方面，一些家学渊源深厚的中原人士迁居这里，如陈留江氏，在此延续六代，出现了江琼、江式这样的大人物；再如京兆杜氏，此家族在中国经学史上被称为“春秋有五，而独擅其一”，这一支起自西晋名臣杜预，其子杜耽携家来到河西，为张轨所用，至杜骥，历三代，使得杜氏《春秋》学再次得以延续和传承。此外们还有河内常氏，其代表人物为常爽，等等，不一而足。

感谢张澍，他在《凉州府志备考》中，记载了河西之学的繁盛。

如果没有凉州这块乐土，这些经学世家的学问就可能在战乱中被淹没或阻断，凉州，不仅保留的是一个个家学传承的香火，更为中华文化保留了一颗颗读书治学的种子。这一现象，多少有点像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西北联大等一批高校，南渡西迁，虽历经磨难，却为中国留下了一大批“读书的种子”。

凉州的意义，可谓大矣。

柒

外地经学世家迁来的同时，河西地区本土的学者也开始成长起来。特别是一批曾经散落在民间或隐遁山林的士人名流，开始遵从“有教无类”的圣人遗训，致力于教育学术的平民化，使得整个河西书风劲吹，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观。这其中酒泉人祈嘉、敦煌人郭瑀、刘昞、宋繇、索敞、张湛、宋纤，金城人宗钦、武威人段承根等，堪称河西学者中的翘楚。

公元437年，北魏已经强大，魏太武帝拓跋焘已经基本统一了北方，而陷入衰落的五凉最后一个政权北凉的统治者沮渠牧犍不得不向其称臣，为自保，他又开始联络江南的刘宋王朝，送去的礼物，就是一批河西学者保存的典籍和著述，共19部150卷。可谓洋洋大观了，这说明，在中原板荡、东晋偏安之际，凉州不仅成为士子、学者的避难所，更成为了一个建树丰硕的学术中心。

不能轻视和慢待的五凉，是一段在中华文化传承史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没有它，没有这一百多年的时光，没有凉州这块乐土，许多事情无法猜度和想象。

在五凉文化的繁盛期，我们看到的最壮观的景象是教育的兴盛。政府兴办的官学与规模浩大的私学相辅相成，特别是一些鸿儒名士开坛课徒，且有些人的门生多达数千人，这无疑是一个令人震撼的景观。

其实，人们对五凉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感知长时间有些模糊。100多年的历史岁月在人们的脑海里留下的印记或许还不分明。随手捡拾一下，人们就会发现，一些震动历史的大事件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发生在五凉的治下。比如乐樽和尚开凿莫高窟。

再比如吕光驱十万兵士，不远万里，远征龟兹，迎请到了西域名僧鸠摩罗什。他深知鸠摩罗什的价值，所以将他羁縻在凉州十六年。为了争夺他，吕光不惜于点燃烽火。对此，余秋雨先生曾惊呼道：“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惊愕的情景：在我们西北方向辽阔的土地上，在那个年代，一次次的烽火，竟然都是为了争夺某一个佛教学者而燃起！这种情景不管在中国文化史上还是世界文化史上，都绝无仅有。由此可见，这片土地虽然荒凉，却出现了一种非常饱满的宗教生态，出现了一种以宗教为目的、以军事为先导的文化交流。……包括鸠摩罗什等等这样的伟大行者，以最壮观的生命形式为中华大地引进了一种珍贵的精神文化。结果，佛教首先不是在学理上，而是在惊人的生命形式上契入了中华文化。”

作为中年以上的凉州人，都保存有一个记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凉州摄影家窦实先生拍摄的一组凉州风光的图片被印行。当时这组图片在凉州大地上的普及率几乎到了家家悬挂的程度，这其中就有罗什寺塔。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其为鸠摩罗什的舌舍利塔，也不知道鸠摩罗什这个人，现在想起来确实有些惭愧。但当时和我一样茫然的凉州人，应该不在少数。因为，那时的罗什寺塔还显得有些神秘，它坐落在武威地区公安局的院内，据说正是看守所的所在。所以，凉州人只能是望而难及了。当然，这是一段闲话。

无论是儒学的传承，还是教育的兴盛，以及佛教的传入，这一切都关乎文化，都发生在五凉。

正因为如此，民国二十一年的《重修武威文庙碑记》中所说的凉州文庙“肇建于前凉张氏”的说法，让我深信不疑。我觉得，只有在五凉时期，才可能出现如此规模的文庙和学宫，它的气度和规制与五凉时期的整体氛围完全吻合。只有五凉文化才能孕育出这样一座文庙和学宫，同样地，拥有这样一座学宫，才与五凉文化相匹配，二者相得益彰，般配完美。

反过来说，熟悉五凉历史的李鼎超，敢下这样的结论，也绝非妄语。他对五凉文化有着充分的考量和自信，因为他的自信，我也深信凉州文庙始建于五凉时期的论点。

捌

凉州的繁盛，在令人震撼的同时，还让人产生了垂涎之感。这样的感觉对一些统治者来说，必然会有一种攫取的欲望。于是，五凉丰腴的身躯，开始遭受一次次的血肉剥离。

史载，前秦苻坚在剿灭前凉后，曾将凉州“豪右七千户”迁到关中。公元403年，后凉灭亡，后秦将凉州万余户迁往长安。这两次迁徙，规模还不算大，而且迁徙者多为豪门富户，这更多反映出胜利者物质层面的局限，对于五凉文化来说还不至于产生断裂之感。

而在北凉时期崛起的拓跋鲜卑，从血缘的关联中得知了五凉的丰腴，毕竟，当年从他们那里分蘖出的秃发乌孤、秃发傉檀让拓跋鲜卑知道了五凉的分量。

伴随着拓跋鲜卑的崛起，特别是拓跋焘、拓跋珪、拓跋宏这些卓越帝王的横空出世，从大兴安岭深处一路走来的拓跋鲜卑，开始张开双臂，敞开胸怀，他们要用一种异质文化来取代自己原先的游牧文化，要用汉族文化来改造和重塑自己，于是他们迫切地需要汲取和补充，迫切地需要引进和更替。

就这样，凉州进入了拓跋鲜卑的视野，由秃发乌孤开启的一条历史伏线，在这里重新被接续，而且产生了石破天惊的历史效应。

北魏灭北凉后，将凉州吏民3万余人迁往平城（今天的山西大同），这其中包含着一大批学术精英，如赵柔、索敞、阴仲达、江式、程骏、常爽等，除了老迈的刘昞等人外，几乎网罗殆尽。另外，数千名僧侣、佛经翻译者以及参与开凿建造天梯山石窟的工匠也被一同迁往平城。

这次迁徙，可谓抽干了凉州的文化血脉，让凉州文化大伤元气，再也无法恢复。曾经矗立在河西大地的文化巨人，在这一次迁徙后，轰然倒下，再也不曾如五凉时期那般地站立过。

历史似乎有些遗憾，但应当看到，凉州以失血的方式，去成全了一段更为耀眼的历史。

从凉州出发的队伍浩浩荡荡，他们带着中华文化的根脉，一步步地远离故土，又一步步地走进平城，文化的基因与种子，将要植入那片土地。从凉州出发的这支队伍，大大地丰富了平城的文化内涵，曾经保留、生长、繁育在凉州一隅的儒家文化被移植到了平城，为了建立统治秩序，北魏政权迫切需要礼仪律令的制定和完善，这些熟悉汉代儒家礼仪律令之学的河西学者得到了北魏政权的礼遇和重用。他们大兴儒风，振兴礼乐，积极参与了北魏鲜卑政权的文化转型和政治改革。他们帮助拓跋鲜卑实现了彻底的汉化，实现了华丽的转身。

同样，佛教文化也跟随这支迁徙的队伍，接踵而至，在凉州高僧昙曜的主持下，云冈石窟开始建造。对这些僧人和工匠而言，他们留在凉州的天梯山石窟，被称为中国石窟的鼻祖，其建造样式，被考古学家宿白先生称为“凉州模式”。

对于拓跋鲜卑来说，他们的举措虽然带有强烈的强迫意味，但我对这个民族还是产生了极大的钦佩之感，他们的体魄和心胸所呈现出的健硕与开放，可谓空前绝后，他们敞开怀抱拥抱了完全不同于自身游牧文化的另一种特质的文化，并用它来改造自己，取代自己原有的文化，共同走向文明。更重要的是这种异质文化来自曾被自己战胜和征服的民族，这是何等的气派与胆识，这样的现象在古今历史上，绝无仅有。

这份气派与胆识，来自凉州，来自一股浩大的凉州血脉。

凉州滋养了平城，更滋养了拓跋鲜卑的北魏王朝。

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大幕在这样的背景下壮观地拉开了，从凉州汲取而来的那一股文化灵气汇合到拓跋鲜卑来自旷野的浩然气脉之中，于是，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形态在这里发生了改变。

陈寅恪先生说：“惟此偏隅之地，保存汉代中原之文化学术，经历东汉末、西晋之大乱及北朝扰攘之长期，能不失坠，卒得辗转灌输，加入隋唐统一之混合之文化，蔚然为独立之一源，继前启后，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

这是凉州人值得庆幸的一件大事。由于五凉文化的东渐，凉州学者、儒生乃至僧侣参与了一场浩大恢弘的历史壮剧，在拓跋鲜卑之后，中国文化中浸润了一股来自旷野的浩然之气，这股气息中，迎来了一个充满活力与开放气度的大唐。

这一场历史壮剧中，凉州是一个重要的角色。这一点，足以让凉州人自豪。

回到开篇。

回到我在梳理文庙和孔庙的历史时，曾提到的北魏孝文帝。

他在平城建立了第一座位于京城的孔庙。于是，历史在这里又一次串联了起来。是的，在孝文帝的身后，站立着一群来自凉州的儒生。而且正是这群儒生帮助孝文帝建立了一套全新的教育制度。从凉州迁到平城的索敞、常爽等人被派去办学，专门培养鲜卑的贵胄子弟，而且硕果累累。办学需要场地，需要一所学宫，于是，文庙便应运而生，矗立在平城这块崭新的土地上。而平城文庙也完全有可能在凉州找到其根源，凉州儒生完全有可能按照凉州的模式在平城建立起一座崭新的文庙，并为孝文帝所接纳，创建于五凉时期的凉州文庙也随着凉州儒生迁徙的脚步，被复制于平城。正因为如此，我更坚信了凉州文庙建立于五凉时期，李鼎超等凉州乡贤的观点在这里又一次找到了佐证。

东迁平城的队伍，也把凉州文庙带到了平城。这一点，绝不是空穴来风。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教育制度的确立和人才的成长，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凉州士子及其后裔更是直接参与了北魏政权汉化的进程，在他们的帮助下，北魏创立了全新的典章制度，从而实现了北魏政权的全面汉化。这就是前面提及的拓跋鲜卑用被征服者的文化来改造自己这一说法的来源。光耀史册的北魏孝文帝改革，其中凉州士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或者说，在这一段足以推动和改变历史的进程中，凉州士子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样的历史岁月和历史作用，在凉州的历史上绝无仅有。

玖

梳理五凉文化，总能让我产生无限的快意。

但快意之后，又不免产生许多遗憾乃至于悲悼之情。

这样的情绪如同一层厚重的阴霾，长久地缠绕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无法排解，更找不出根由。

当年武威师范的校歌中曾有“汉三明”的辞藻，说的是东汉三位凉州籍的名士段颖、皇甫规和张奐，这三人是整个汉朝凉州为数不多可以拿出手的人物了。整个五凉时期，在五凉文化星空中熠熠生辉的众多名士大儒中，并没有多少武威籍的的俊杰，至少没有标志和旗帜性的人物。西凉国君、文学家李暠虽被收入今人编纂的凉州《历史名人》中，但他只是出生在姑臧，成就事业时，他一直在敦煌和张掖。宗敞究竟是金城人还是姑臧人依然存有争议，余下的也就是段承根、阴仲达、段荣等人。这些人物在五凉文化那片璀璨的星空中，并不是最为耀眼的一群。

这样的罗列，足以让凉州人感到不安。不安之余，便是悲悼了。

既然五凉能够成为一段历史的文化中心，而这个时期的姑臧，作为中心的中心，为什么不能出现更多的本土籍的人物呢？

这的确是个问题，足以困扰人的问题。

拾

继续向下梳理。

有唐一代，凉州是丝路重镇。

当年，吕光的十万劲旅，除了带回一个鸠摩罗什，还用近两万峰骆驼和万匹骏马，驮回了无以计数的西域珍宝。更应该注意的是，骆驼背上，还驮着许多的奇伎百戏艺人，他们的价值或许大大超出了那些珍宝，因为，他们将西域特别是龟兹文化的表演艺术精华带到了凉州。乐舞中的《龟兹乐》正是跟随那两万多峰骆驼，从西域来到了凉州。这些技艺和作品的效应，在唐代开始持续发酵，于是，凉州在整个唐代以歌舞、百戏、杂技等闻名华夏，由《龟兹乐》演化而来的《西凉乐》更是盛名远播。“凉州七里十万家，胡儿半解弹琵琶”，正是那个时代的写照。或许正是因为这些弥漫在凉州上空的旋律过于嘈杂和强大，嘈杂和强大到了足以遮盖淹没一切的声响，所以有唐一代，在史料和文献中居然没有关于凉州教育的任何记载，历史在这里又一次留下了巨大的空白。而整个唐代，凉州本土人士中，唯一有些声名的不过李益一人而已，尽管那时凉州的土地上曾留下了无数圣贤名流的足迹，比如岑参，比如高适，以及无数流传千古的边塞诗吟。

而就在敦煌，藏经洞遗书却留下了当时兴办教育的记载，而且详尽到具体的办学方式，使我们可以大致地察知当时的凉州教育情况。那时，河西地区开设的地方官学有州学和县学。据敦煌写本《沙洲都督府图经》记载，敦煌州学在城西三百步，其学院内东厢有孔庙，堂内塑孔子及颜子之像，县学与州学相连，规制也完全一样。既然是唐王朝制定的教育制度，凉州与敦煌大致没有任何差别，那建立于五凉时期的文庙，自然也在这一时的嘈杂声中静静地延续着。

一段黄钟大吕般的鸣响里，凉州反倒安静下来，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

说到丝绸之路，没有人不知道。但说到丝路上长途贩运的丝绸究竟产自哪里，很多人便会愕然。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丝绸的产地主要在山东。于是，悖论来了，丝路重镇的凉州，居然不是这条道路上运输的货物的产地。那么就只能是一个拱卫者，观望者。这样的身份，有点尴尬，如同不知道丝绸产于山东的人，在面对这个问题时的那一份尴尬。

对于甘肃而言，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读书治学的翘楚多出于敦煌，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也说明，单以教育论凉州是输于敦煌的。

凉州教育的境况，重新回到了历史记述之中，是西夏时期。1972年武威出土了西夏文的启蒙课本《四言记事文》，它通过一个富贵人家子弟的一生，采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宣扬西夏社会的道德规范。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惊异的发现。不独如此，西夏人在河西地区实行励学制，其规制与汉地虽略有不同，但在基本构建上还是对历史的一种沿袭。

其实，历史梳理到这个时刻，已经有些索然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乏善可陈。这种感觉可以一直延续着走完之后的元明清三代时光。

文庙依然，凉州依然，但其光彩不再。历史的天空也变得有些暗淡。

曾经的快意，到此戛然而止。

拾壹

我一直在回望道光十四年，张澍那东去的背影。这个背影在天光中，拉得很长，黑魆魆的，伴随着车轮声，更显得寂寥和落寞。空谷足音，敲击着他身后的那座饱含历史遗韵的凉州文庙。

张澍后来说：“自幼负志，耻为文人。思为吏，稍有树立，冀附于古循良后耳。”一代名儒，对他的职业并不感兴趣，而志向于官场，而志向于官场，这是他的悲剧。

对政治参与的过度热情，会不会耗尽了他身后凉州文人的才情？

这是个话题，我不愿深究。

不管怎么说，凉州文庙一直存在着。辉煌过，也落寞过，但凉州的文脉还在延续，有时也会灵光乍现。比如1985年、1986年两年的高考，甘肃的高考状元俱出自武威一中，一个叫张俊彪，一个叫张文忠，与张澍一样，都姓张，我的师兄和同学，是历史的机缘与宿命吗？

凉州文庙有座棂星门，门对面的大门不曾开启过。凉州人说，那是因为凉州没有出过状元，出状元的那一天，大门自然要洞开，迎接状元祭孔。当然，这个传说或者礼俗，已经不适用于张文忠和张俊彪了。

现在的文庙是武威博物馆的所在，珍藏和陈列着武威的历史。一部厚重的历史。

文庙依然发挥着他的教化功用。

这一点，弥足珍贵。

在吃力地梳理完这段历史后，我对凉州，对文庙都心存期许，毕竟他是一个源头般的存在。一段辉煌历史的创造者，更是一段历史的记述者、见证者、讲述者。

凉州文庙的历史身份，让我的期许一定能够重新鲜活起来。

走进历史并梳理一条长长的线索，是一件辛苦的事，我决定就此打住。

因为我已经力不从心了。

我一直瞩目的凉州文庙，一度寂寞的庭院，应该在我的瞩目中迎来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