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回顾《敦煌研究》创刊以来40年的发展历程，作者与《敦煌研究》牵手相伴40年中的编辑工作的艰辛，并追忆了工作、旅途中的逸事。今日之《敦煌研究》已经是树立在社会科学期刊界的一面旗帜，更是敦煌学学术高地上的一面旗帜，引领着敦煌学向广度、深度研究发展的一面旗帜。

【关键词】 敦煌学；《敦煌研究》；创刊；发展；旗帜

一 我与文物事业的不解之缘

想当年我读初中时，我的历史课老师杜世德上课时板书优美的隶体字，讲课也是有声有色，令我不觉枯燥，逐渐喜欢上了历史课，考试都是苏联的5分。读高中时，我的历史课老师何健，他是湖南省人，讲课就是地道的湖南话。开始时他讲的我有些不知所云，一个月后习惯了，渐渐听懂他所讲的内容了，我对历史课的兴趣依然不减，以致浓烈，渐渐萌生学习历史考古的念头。高中毕业参加了高考。填报升学志愿时，我的第一志愿就是考古专业。我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张宝荣，他很负责任地审查我班同学的报考志愿。张老师就对我说恐有不妥，他说考古专业中有田野考古，其要求的身体条件类同于征兵条件。我的高考体检是平足。平足不便长时间行走，很有可能被淘汰，当时的高考升学率仅为3%。我遵从张老师的指导，放弃了考古专业，与文物事业失之交臂。

我被俄语专业录取，读完大一，时遇中苏关系恶化，由昔日的好朋友变成了针锋相向的敌人，因此全国120多所大学一刀砍掉俄语专业，我与我班大部分同学转到大二中文系，深造中国语言文学。

1968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苏尼特右旗第一中学，时任语文教师。

1980年，我在《光明日报》上看到敦煌文物研究所从全国招聘专业人员的广告。1979年我报考了内蒙古师范学院招收的现代汉语专业的研究生，我被录取，但是却因“文化大革命”时期两派斗争的有理即无理的纠缠“问题”，被内蒙古师范学院党委取消了我的入学资格。心灰意冷出头无望之际，我看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招聘广告，欣喜若狂，当机立断，就与敦煌文物研究所联系报名应聘。岁寒入冬，敦煌文物研究所刘鍱书记、潘玉闪老师专程赴苏尼特右旗与我面谈，并与有关单位商谈。不久，我收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录用函，请我尽快到岗。

但是，我当时所带的高三毕业班的学生大多是旗委、旗政府以及下属科局带“长”字们的孩子，这些头头们一致要求我把这个班带到第二年毕业进了高考试场后再走。苏尼特右旗教育局与敦煌文物研究所联系商定，推迟我一年后再赴敦煌文物研究所。

1982年7月10日，我来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里让我搞编辑工作。这份工作，虽然不是直接从事文物考古，但是编辑的是文物方面的文稿，特别是石窟考古、石窟保护等方面的文稿。

年复一年地过去了，我从敦煌石窟考古受启蒙的小学生，渐渐步入敦煌石窟的门槛，有时斗胆撰写些有关考古的文章示丑，总算是圆了青年时代所追求的从事文物事业之梦。

二 我与《敦煌研究》牵手

1982年，我应聘来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后，就在同时设立的编辑室工作，其时仅有马德、林嘉平和我三人，指定我为负责人，首要的工作任务是组稿编辑《敦煌研究》创刊号。

我手捧《敦煌研究》试刊第一期，入木三分苍劲的手书体刊名“敦煌研究”四个大字赫然夺目，爱不释手。后来我问段文杰所长。他告诉我“敦煌研究”四字取自郭沫若所书政务院（即今国务院）表彰我所奖状的剪字。

我与《敦煌研究》牵手相伴而行地一路走来，从青丝黑须的壮年男子，而为霜发雪须的耄耋老翁。这一路上，我曾任编辑室负责人和编辑部副主任、主任，至今仍为《敦煌研究》编委会委员，退休后转为二线，为期期必审的编审。

上世纪末的文稿皆为手工抄写件，作者大多是50年代前后出生的，其时作者的写作有功底，编辑处理这样的文稿较轻松。目前的文稿作者多是新生代，语文知识肤浅，写作能力较差，加之电脑打字排版常常出现莫名的错误，致使编辑工作费劲。

我在审阅时，有些文稿如同批改低水平中学生的作文，红笔修改的满篇通红。

错别字不在少数；常见结构助词表示定语的“的”、表示补语的“得”、表示状语的“地”多有误用；表示转折关系的关联词有“虽然”，没“但是”；表示因果关系的有“因为”，没“所以”；表示选择关系的“或”与表示并列关系的顿号并用等。又如表示省列的省略号、引语的冒号、引语的单双引号使用不当；表示多项并列不用顿号等；又有引号滥用等。还有版式、体例等不当之处，更有文章结构、论述逻辑等问题。再有介词“在”“于”等与方位词“上”“下”“里”“外”“中”等并用构成的介方结构的词组，在语法上就是“介方因主”之错，使句子成为无主（语）句了。再有一些句式受外语的影响，句式不中不外。再有文白夹杂不当、句式不伦不类，更多的是语句啰嗦、句式杂糅、用词不当。还有文中注码的位置不当，“文献参考”中注释项内容不全，等等。此等文稿，审阅修正很是费力劳神的。

三 《敦煌研究》印刷发行之艰辛

《敦煌研究》于1983年正式创刊后，1984、1985年各出一期。为了适应我国敦煌学研究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景象，1986年扩大发稿量，决定《敦煌研究》为季刊，同时每期的版面字数也大大增加了。2002年就定期为双月刊，再增加版面字数。

40多年来，《敦煌研究》累计出版200多期，刊发敦煌学各个专业的学术论文多达4200篇，推动、引领了敦煌学的发展，在社科学术界逐渐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尤其在国内外敦煌学界成为了权威性的学术期刊。《敦煌研究》为敦煌学阵地回归故里立下了汗马功劳，值得《敦煌研究》几代编辑人员为之骄傲。

然而，《敦煌研究》40多年一路走来，并非一路欢歌，曾有印刷、发行之困。

先说印刷之艰辛。《敦煌研究》试刊、创刊之初是以书代刊的方式编辑、印刷、发行的。试刊的第1、2期署名虽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实则由甘肃人民出版社文史室编辑。创刊号才为敦煌研究编辑部完全自主地编辑，而印刷仍是天水新华印刷厂。

那时候还是铅铸字的活字版。《敦煌研究》的文稿引用的文献资料，多有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敦煌文献。这些文献中多有民间俗字，特别是书手惯用随文随意的减笔字，诸如草书、行书、混合的怪字等，考据论文必须保留这些字。作者对这些字的识读释义常有争议，释义有差，立论则各异。这些字必须保留原形刊出。这对印刷厂排字工作来说是一个大难题。字库中没有这些生僻字，必须铸刻这些字，费工费时。加之印数也少，厂方认为印制《敦煌研究》非常不合算，拟意不再印制《敦煌研究》，我很为难了。

甘肃省高水平的印刷厂只有两家，一为兰州新华印刷厂，二为天水新华印刷厂。其他印刷厂有很多，排版、印刷技术平平，只能印刷社会使用品和机关办公用品。天水距兰州数百公里，距敦煌近千公里，送稿、校样、发行颇为不便，最理想的是在兰州印刷。

我去兰州市七里河区登门兰州新华印刷厂，与厂方商谈印刷《敦煌研究》。厂方认为排版难度大，印数少，便一口拒之门外了。无可奈何，回头再与天水新华新华印刷厂洽谈，牛厂长断然免谈。为难之际，我找人说情疏通，经协商适当多付些印刷费，牛厂长勉强答应继续承印《敦煌研究》。

数年后，兰州新建了兰州地质印刷厂，引进现代化的印刷设备。为了扩大业务，该厂的业务员史丽君主动找上门，与我商谈承印《敦煌研究》事宜，洽谈之后，双方签订了承印合同。2003年兰州地质印刷厂改制下马了。再与兰州新华厂洽谈，厂方承印了《敦煌研究》，直至今天。

再说发行之艰辛。《敦煌研究》的试刊、创刊号及其后的第1、2期皆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1986年定期为季刊，由《敦煌研究》编辑部全权自主编辑，但是仍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国内由兰州市邮政局发行，国外由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发行。

其时《敦煌研究》的国内外发行量是三四百册，而邮发的发行费是不足千册则以千册计取，如此，《敦煌研究》每册定价仅为一元，收回的钱全部归兰州邮政局，我方还得补贴六七百元，就是说《敦煌研究》当初之发行分文不取，还得倒贴，可谓花钱赚吆喝。我院不计血本地坚持编辑发行《敦煌研究》就是为了在敦煌学研究的高地竖起一面引领性的旗帜。院里每年预算的办公经费，下发给编辑部的经费由两万元增加到四万元。院里的同志们调侃地说：“老梁你已经是万元户了。”我认为编辑、出版《敦煌研究》花钱越多，功劳也就越大，不免有几分沾沾自喜，洋洋得意。

四 两期《敦煌研究》的差误

其一，目录版面竖排。上世纪80年代，《敦煌研究》编辑部驻地在敦煌市东南25公里的莫高窟，而《敦煌研究》的印刷却远在千里的天水市天水新华印刷厂。该厂是上世纪60年代战备三线建设的厂，建在天水市远郊的山沟里。

从敦煌去天水市，由敦煌乘汽车行车120公里去往柳园火车站，再乘火车经兰州到达天水市。当时国家有规定县团级公务员方可乘坐火车的硬卧座。我们编辑部的工作人员没有资格享受硬卧的，只能乘坐绿皮火车的硬座。从柳园站到天水市要行车30多个小时，从天水火车站再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车终达天水新华印刷厂。

《敦煌研究》的每期送稿校稿，往返于敦煌、天水之间，既费时又劳顿。厂方排版出清样后，电话通知我方，我方责任编辑就赴天水驻场校对清样，三较后付梓。

《敦煌研究》1987年的第2期，刚出大学校门的年轻姑娘杨筱担任责任编辑。她到天水印刷厂校对清样，擅自把目录版面文字改为竖行版式。而我刊从试刊之时，一直遵循国家关于出版物的文字从左至右横行的版式。唯有此期目录竖行版式，而正文仍为横排版式，一期文字两种版式，不伦不类，突兀难看。这一期版式的不规范，生米煮成熟饭难以挽救，只能永久地留存在《敦煌研究》编辑史中了。这是永远抹不去的瑕疵，思之惋惜矣。当时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社会上却有一些“独出心裁”的横竖混排版的刊物，今已绝迹了。

其二，擅减印数。《敦煌研究》自创刊之始的上世纪80年代，每期印数皆为2000册，库存较多，似乎是浪费钱财。殊不知，敦煌学事业欣欣向荣，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术单位如同雨后春笋般地涌现，随之从事敦煌学专业的和非专业的人员剧增，邮发数和个人向编辑部索购数也日益增多；也未知1990年院内外的敦煌学的各种学术活动突然增多，大量赠阅了《敦煌研究》。

反而当年杨雄担任《敦煌研究》一期的责任编辑，未经与编辑部协商，擅自将印数减为1000册，事后亦未告知。我刊历来于第二年装订上一年的合订本，这才发现其中的一期已无存货，致使1990年没有合订本。这又是《敦煌研究》史的缺憾。

五 编辑人员不稳定

想当年，在组建敦煌研究编辑部的会议上，段文杰院长就曾说：“我们的编辑人员要成为学者型的编辑，既是编辑又是学者，既要编辑书刊，又要搞学术研究，二者兼顾，不可偏废。”此话没有错。学术性刊物的编辑，如果不谙有关学科的学问，是难以把握文稿的学术水平的。当然，还必须具备扎实的语文功底和编辑的专业知识技能。

很久以来，社会上传言：“编辑工作是为他人做嫁妆的。”此话是说编辑辛苦地编辑加工文稿只是光彩了他人。确实有些文稿有新意，然而文稿问题多多，编辑遵文意大动干戈地修改、加工润色后刊发了，作者可得丰厚的稿酬，评奖、晋职皆有份。而编辑却分文不取，无名亦无利。人们认为编辑是拿工资工作是职责，不应计取编辑费。编辑部有些人不愿干编辑，要转行换岗。基于此，我再三与院方沟通协商，每期编辑计取稿费总额的10%，稍有稳定编辑人员的作用。当时我编辑部鼓吹“文责自负”，个别编辑不专心文稿的编辑，错误百出。我在编务会议批评了这种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有编辑还散布说“主帅无能，累死三军”。

再有职称晋升，院里是视同文博专业技术人员的，而文博界却敷衍塞责，不认为是文博专业的，就把《敦煌研究》的编辑人员的职称晋升推到出版界评审。我是甘肃省多年的文博界高级专业职称评审委员的委员，在评审会议上多次发生争议。我院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晋升高级职称的名额每年才两三个。1998年好不容易把我列入高级职称的申报名单中，但是省职称评审领导小组竟又把我列入出版界。当年文博界高级职称评审会议开始前，樊院长告诉我这次评审没有我。我愕然垂头丧气地呆呆坐着。我也是甘肃省出版界多年的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的一员，刚刚参加完出版界的高级职称评审会。这一年我已59岁了，我的高级职称晋升也就泡汤了。我于1999年，时近退休时才乘上高级职称的末班车，成为任职三个月的短命的研究馆员。

《敦煌研究》大不同于其他专一学科的期刊，而是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期刊，这是由地名学的敦煌学的内容性质所决定的。敦煌学包容中外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宗教学、哲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文字学、艺术学、美术史、音乐舞蹈学、自然科技史、文物保护、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土壤地质学，等等，担任这种多学科综合性的《敦煌研究》的编辑，既要中文功底深厚、精通编辑学，又要谙熟多种学科及其研究动态。学术研究的全才编辑，才能保证刊物的学术水平、保证编校质量。一般人不愿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近年，我院创办期刊《石窟与土遗址保护研究》招聘编辑人员就无人问津。

由于工作岗位的调动、人才自愿流动及其他种种原因，《敦煌研究》编辑人员进出频繁，先后流出人员有林嘉平、马德、李聚宝、杨雄、梅林、高启安、杨秀清、杨富学、赵声良、田虎、马强等。编辑部“似乎铁打军营流水的兵”。

六 出差途中遭劫

上世纪90年代的一年，我去天水新华印刷厂驻厂校对一期《敦煌研究》的清样。时值暑夏，酷热难耐。我住在印刷厂院内的招待所。厂区在深山沟里，周围是绿色农田。山沟里有一条小溪，流水昼夜哗哗流淌。环境潮湿，蚊子特别多，昼伏夜出，趋光入室，嗡嗡成群飞舞。夜晚校对清样，为避蚊子入室叮咬，就把空啤酒瓶倒立在案桌上，点燃盘状的蚊香放在瓶底上，彻夜不熄。日夜加班加点校对毕清样后，我匆匆逃离天水。

晚上，我乘公交车去到天水火车站买票乘坐开往兰州的绿皮火车。我坐在靠车窗的硬座上，火车奔驰在夜幕中的绿色田野中，车窗洞开，凉风扑面。我极目远望远山近水，十分惬意。火车停靠在甘谷车站，我坐的一侧站台下是个大斜坡，对面一侧是旅客上下的站台。我从对面车窗看着站台上下车的旅客和站台停放卖食品和地方特产的小贩厢车。突然，我听到背后有响动，猛一起身，一个蓬头小伙爬上车窗沿，探头伸臂手拽行李包。我大喊一声“干什么”，急忙拉住窃贼手中的包，窃贼夺包跳下车扬长而去，窜入坡下的树林中，不见踪影了。一些旅客也围站过来了。窃贼抢夺而去的正是我的行李箱。不一会儿，乘警闻讯急匆匆也来了，询问我当时的情况。乘警问我窃贼的相貌、体征。我告知：“我看见窃贼是个不胖不瘦的20岁左右的小伙子，蓬头垢面，脸蛋酡红，中等身材。”乘警又问我失窃的是什么样的行李箱子、箱里有什么物品。我说：“我的行李箱是黑蓝色的硬质塑料箱，箱内装《敦煌研究》一期的文稿和校样、一本《现代汉语词典》、洗漱用品、几件衣服。”乘警留存我的姓名、单位、电话号码、通讯地址，告知我等候消息。

两个月后，天水火车站公安派出所电话告诉我窃案已破、抓获窃贼、脏物追回。半个月后，天水市公安部门把我被窃的物品寄到了敦煌，物归原主——我。

俗话说祸不单行。火车汽笛长鸣，我觉得有几分凄凉，垂头丧气地坐在座位上，闷闷不乐。火车穿山越岭，驶过平川绿野。时行时停，旅客有下车的，有上车的，个个行色匆匆，有喧哗的，有说笑的，唯独我不言不语。清晨，火车停靠在兰州站，我下了火车，出了火车站，两手空空，懒洋洋地漫步在天水路上，向设在兰州市煤炭局大院的我院驻兰州办事处走去。我们出差就便多住在煤炭局的招待所。

清晨的兰州街道两边牛肉面馆开门飘香。我走进一家牛肉面馆，吃了一大碗五角钱的牛肉面，不再精神萎靡了。

我漫不经心地走在马路人行道上，行人很多。路经道边的一处拆除建筑物的工地，突然从身后窜出两个小青年大步走到我前面，一前一后，前行者掏衣兜丢在路上一个手帕包继续前行。后者捡起手帕包，回头撕开包，包里有一对银白色的耳环，故意让我看。他说，这对银耳环起码也值个千二八百元的，俗话说见面分一半，你给我二百元，银耳环归你。我顿时警觉，这种丢包骗人的故事听人讲过，书报上也看过，我不理睬他，更不搭话，只顾往前走，头也不回。这个小伙子死缠，不放我走，一把拉住我拽到拆除工地。工地上，工人还没有上班。前去的另一个小伙子也来了。两个小伙子一左一右地把我夹在中间，其中一个小伙子拉住我的手要夺我手腕上的上海牌手表，我情急之下大喊一声：“干什么？快来人呀！有人抢夺财物！”工地上值班的老大爷从值班房推开门走过来。路上行人也纷纷驻足，有的走过来。那两个家伙见势不妙，拔腿夺路逃跑而去。有惊无险。

这块上海牌手表，是我走出大学校门到工作岗位两个月工资积攒的120元买的。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试用工资是每月54.05元。这块上海手表对我来说十分金贵。那个年代，能戴上上海牌手表的人不是很多。

七 一期《敦煌研究》的失踪

当年《敦煌研究》由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制毕，厂方把邮发的部分托运给兰州邮政局，其余经火车托运至柳园火车站，我院派汽车再去柳园站运回至莫高窟。

上世纪90年代的一年，我接到天水新华印刷厂的电话通知，说《敦煌研究》经由天水火车站托运出来了。通常一个星期后货就到柳园站。过了几天，编辑部搞编务的周卫平向院里要了一辆卡车去柳园站提货。柳园站客运段与我院是业务合作的单位，彼此都诺守信用，没有托运提货单据，打个收条即可提货。下午周卫平回来告诉我柳园站没有我们的货。

我当即通过电话联系柳园站客运段的万主任。她是一位工作很有责任心、待人很热情的年轻女同志。她让我等一等回话。她就去行李房查询。过了一会儿，万主任告诉我确无《敦煌研究》，并说可能因故未到。同时，我电话告知天水新华印刷厂，要求厂方把货物托运单快件寄过来。厂方说托运单已寄出。

未几，我收到了厂方寄来的货物托运单。我拿着托运单亲自去柳园火车站。万主任领着我就去行李房。行李房的领班把大家召集来，大家看了托运单，都说应该早就货到了。顿时，大家不语，都在想这是怎么一回事。

柳园站货运繁忙。临近周边的安西县(今瓜州县)、敦煌市、阿克赛县、肃北县来往的货物都经柳园站。青海油田的生活基地就设在敦煌市的七里镇，工人家属就常住在七里镇，还有一些后勤培训等单位，常住人口达数万。青海油田的货物有一大部分物资经由柳园站转运。青藏铁路未通车前，柳园站也是进出西藏物资的转运站。

万主任再三说：“大家好好回忆一下，近期有哪些提取大宗货物的单位。”一位小伙子猛然一悟地说：“最近十来天有肃北县转运站拉走一大批货，是不是《敦煌研究》被他们拉走了？”其他人附议说很有可能。

万主任与我商定，他们负责追查，我先回敦煌等待消息。数日后，万主任来电话告诉我，《敦煌研究》找到了，果不其然，这期《敦煌研究》就是被肃北县货运站拉到肃北县入库了，至今未动。肃北县货运站答应过几天顺便把货运到莫高窟。几天后肃北县货运站就如数把《敦煌研究》运送到了莫高窟。《敦煌研究》也没有破损。这期《敦煌研究》失踪追回之风波，我与万主任彼此更加信任了，过从甚密。

数月后，我出差去南京，要与江苏古籍出版社进一步洽谈大型系列丛书《敦煌石窟艺术》撰稿、摄影、编辑体例、出版发行等详细事宜。院里车队的老同志乔志勇驱车送我去柳园。我乘坐着桑塔纳小轿车从莫高窟一大早出发，一路奔驰，小轿车水箱烫手了，就在小西湖小憩一会儿，然后继续前行。小轿车越过丘陵沼泽地后，穿过一道小沟爬上坡，行驶在平坦的公路上。远眺柳园站东边黑云翻滚，升腾直冲湛蓝色的天际，酷似原子弹爆炸升起的蘑菇云，惊心动魄。我被惊呆了。老乔说这可能是录制电影，是拍摄战斗的场景。

半个小时后，远远望到段文杰院长题的“柳园站”三个红色大字。小汽车停在站前广场上，我就去售票口取我预定的浦口(其时南京火车站是在浦口)硬卧票。我拿上火车卧铺票后已到午时三刻，我与老乔在站前一家小饭馆吃了便餐。饭后，老乔开车回敦煌，我去了火车站的候车室。

我所乘坐去南京的客车是乌鲁木齐发车，下午才到柳园站。候车室里候车的旅客不多，稀稀拉拉地坐着躺着十几个人。我也就躺在长椅上头枕行包眯眼午休了。

万主任来到候车室巡视，她看见了我，急忙走过来与我打招呼，寒暄数语之后，她告诉我今天过往柳园站的客货车全部停驶。她说上午柳东站一列油罐车起火爆炸，目前正在调集消防人员抢险灭火。短时间内难以通车，估计通车要在明天了。万主任安慰我耐心等候。告别后，我只叹悔气，无奈地又躺在了长椅上。

下午，乌鲁木齐开往南京的客车进站停靠在柳园站。万主任把我送到火车上。我们进了卧铺车厢，我入座后，万主任说你就在车上休息过夜，餐车照常营业，开水照常供应。车厢里旅客们议论纷纷，多有唉声叹气者。

第二天下午，我所乘坐的列车汽笛长鸣一声，缓缓驶出柳园站。列车驶近柳东站，我站在车窗前观望。大约1公里长的铁道路基沙石焦黑，换轨拆下来烧毁的铁轨扔在道旁戈壁滩上，扭曲成黑黢黢的麻花状。救援抢险的工程人员头顶红色的安全帽，身穿油污的工作服，还在争分夺秒地忙碌着。我忧闷地坐在车窗下小凳上，傻乎乎地望着车外戈壁滩。列车没有停靠站台，缓缓地驶过柳东站。

晴空万里，远眺戈壁滩似有雾气漂浮，我欣赏到了可遇而不可求的难见的沙漠戈壁上的奇幻美景——海市蜃楼影影绰绰，美轮美奂，时隐时现，令人遐想向往……

八 今日之《敦煌研究》

上世纪80年代，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敦煌研究事业逐渐由域外回归故里，而敦煌文物研究所就是根植在敦煌学故里的敦煌莫高窟。其时，敦煌文物研究所老一辈莫高窟人多年的研究成果，尘封多年难以面世，又多有新成果不断涌现。这些科研成果论文，只能在国内一些学术期刊上零星地分散地发表。这如同稀疏洒落的小雨滴，形不成合力，故而影响甚微，形不成气候，则更无阵势。所以段文杰所长执意创办自己的刊物《敦煌研究》的苦心亦在于此。

忆当年，《敦煌研究》创办之初，为了把我所的科研成果尽快地推向社会，商定每期内稿为7成，总字数10-15万。随着敦煌学研究事业日新月异地蓬勃发展，每期字数增加到20-30万，打破内外稿占比，以质选稿，由不定期到定期季刊，再由季刊到双月刊。

今日之《敦煌研究》已名列中外社科学术性的权威期刊之林，更是一面高高飘扬在敦煌学学术高地上的旗帜，引领着敦煌学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刊布的累累学术研究成果，令学人刮目相看。

这不是王婆卖瓜，有据为证：

在省级，《敦煌研究》获誉“甘肃省十佳社科期刊”“甘肃省品牌期刊”。

在国家级，《敦煌研究》历年来入选“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CSSCI)”“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核心期刊”“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A)”和“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并且荣获“全国优秀社科学术理论期刊奖”“首届中国期刊奖”，进入“中国期刊方阵高知名度高学术水平”的双高之列，又被评定为第一、二、三届国家期刊奖之百种重点期刊、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2015、2017年全国百强报刊、2016年中国最美期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2016—2021年最受欢迎期刊”，又荣获中国期刊协会首届“方正电子杯封面设计优秀作品奖”“版式设计优秀作品奖”。2021年《敦煌研究》荣获中国出版业界的最高奖“中国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

今日之《敦煌研究》从敦煌出发，走出了甘肃省，走向全中国，跨出国门走向全世界。

我与《敦煌研究》牵手相伴而行已逾四十载。而我本人也曾荣获“甘肃省期刊先进工作者”“甘肃省十佳期刊工作者”称号，并荣获“建国60周年甘肃省出版奖”。

上世纪90年代，我曾参加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在讨论中，有同志曾说：“人说香港地处青山绿水之地，而其文化却是沙漠之地；敦煌地处沙漠之地，而其文化却是百花争艳之地”。此话不无道理。古代的敦煌就已经是文化发达之地，历史文化遗存丰富。尤其是莫高窟及其藏经洞出土文献、悬泉驿汉简等令世人惊叹不已。今日之《敦煌研究》就是敦煌文化绽放的艳丽花朵。

作者简介：

梁尉英（1941— ），男，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凉城县人，敦煌研究院编辑部编审，研究馆员，主要从事编辑和敦煌石窟考古研究。　来源 ：敦煌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