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楷书，又称真书、正书。卫恒《四体书势》记载“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对此争议颇多。出土简牍表明，楷书滥觞于汉宣帝神爵年间。新莽至建武初年，书写的自由性，为楷书滋生提供了土壤。章、和之际，隶书波磔逐渐减弱，结字、运笔趋向简明。安、顺时期，楷书笔法已孕藏于隶书之中，日常书写隶、楷相羼。桓、灵之际，楷书新体逐渐形成，并大量应用于官私文书中。纸张的出现和普及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楷书的形成。

关键词 楷书；真书；萌芽；流变；王次仲；简牍

一、关于“楷书”“真书”的文献考察

楷书，又称真书、正书，与篆书、隶书、行书、草书并称“五体书”。启功说：“关于汉字字体，一向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真书’以前的各种字体，其名称与实际字样的关系，最为纷纠。虽然也经过不少的辩论和探讨，但总不免常遇到顾此失彼和扞格难通的情况。”他还说：字体名称的兴起，常后于字体的产生和流行。每种名称初起时，常是一般的名称，或说是“诨号”，进一步成为某种形体的专名[1]。鉴于此，有必要对“楷书”和“真书”的早期文献记载作简要梳理。

（一）楷书

楷，甲骨文、金文中已多次出现，商周时有“楷国”方国名，大约灭亡于西周晚期，“楷”又用作姓氏及人名，有“楷侯”“楷伯”“楷仲”等[2]。楷，又为树木名，许慎《说文》：“楷，楷木也，孔子冢盖树之者。”由楷树、模树生发出“楷模”的典故。明叶盛《水东日记》引淮南王安《草木谱》云：“昔模木生于周公冢上，其叶春青夏赤秋白冬黑，以色得其正也；楷木生于孔子冢上，其余枝疏而不屈，以质得其直也。若正与直，可为法则。”[3]

《广雅》称“楷，法也”，即法式、楷模、楷则。《礼·儒行》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正义》解释说：“楷，法式也。言儒者事，以为后世楷模。”[4]

“楷书”一词，首见于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韦）诞，字仲将，京兆人，善楷书，汉魏宫馆宝器，皆是诞手写。”[5]韦诞(179—253)，为汉末魏初人，其言“楷书”是否为现今的楷书或真书，不得而知。古代书论言及楷书，往往与王次仲相提并论。

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

　　上谷王次仲，后汉人，作八分楷法。[6]

卫恒《四体书势》：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行之。独符、印玺、幡信、题署用篆。隶书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其能。[7]

张怀瓘《书断》：

　　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王愔云：“次仲始以古书方广，少波势，建初中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楷模。”又萧子良云：“灵帝时，王次仲饰隶为八分。”二家俱言后汉，而两帝不同。[8]

关于王次仲活动的年代，存在“秦人”和“后汉”二说。持秦人说者，见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一三《漯水》：“郡人王次仲，少有异志，年及弱冠，变苍颉旧文为今隶书。秦始皇时，官务烦多，以次仲所易文简，便于事要，奇而召之，三征而辄不至。次仲履真怀道，穷数术之美。始皇怒其不恭，令槛车送之，次仲首发于道，化为大鸟，出在车外，翻飞而去。”[9]张怀瓘《书断》所引《序仙记》及北魏阳固《北都赋》载录大致与此相同[10]。蔡邕《劝学篇》称“上谷王次仲，初变古形”，他未强调秦人，说明同为汉代人无疑。西晋卫恒以为王次仲在东汉灵帝时，北朝王愔称其作楷法在“建初中”，南朝羊欣说他是“后汉人”。“建初”为东汉章帝刘炟年号，存9年，即公元76—84年。灵帝时则要晚去百年之久。因秦无“八分”称谓，故王次仲为汉代人的说法较为可信。

王次仲所创的新体“楷法”一直存在争议。羊欣称“作八分楷法”，萧子良谓“饰隶为八分”，王愔说“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张怀瓘也说八分为“王次仲所作”。看来王次仲所作“楷法”与“八分”关系密切。《宣和书谱》明确提出王次仲所创“楷法”为“正书”，亦即“楷书”：

　　字法之变，至隶极矣；然犹有古焉，至楷法则无古矣。在汉建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作楷法。所谓楷法者，今之正书是也。人既便之，世遂行焉。……此书既始于汉，于是西汉之末，隶字石刻间杂为正书，若属国《封陌茹君》等碑，亦班班可考矣。降及三国，钟繇者乃有《贺克捷表》，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东晋聿兴风流，文物度越前世，如王羲之作《乐毅论》《黄庭经》一出于世，遂为今昔不赀之宝。[11]

启功先生曾指出：“‘楷’，这一词：规矩整齐的风格叫楷，是泛用的形容词；以风格规矩而得名的‘楷书’，是专名。”[12]刘熙载《艺概·书概》云：“楷无定名，不独正书当之。汉北海敬王睦‘善史书，世以为楷’，是大篆可谓楷也。”卫恒《四体书势》‘王次仲始作楷法’，是八分为楷也。又云‘伯英下笔必为楷则’，是以草为楷也。”[13]刘熙载关于刘睦“以篆为楷”的说法显得牵强，但“楷无定名”可以成立。虽然汉魏时期“楷书”名称并未通行，但楷书的雏形已悄然显现。因此韦诞善写“楷书”抑或为真书、正书。然而王次仲所创的“楷法”似乎更多指向为“八分”。

启功说，“研究古代字体时（自‘古文’到‘八分’）对于南北朝以至元明的文献资料，实需极其慎重的。”他认为蔡文姬所说“割程隶八分取二分，割李篆二分取八分”，不宜理解为篆隶体的数量比例，而是八成“古、雅体”、二成“俗体”意思。因此，他认为汉魏之际“八分”即为八成古体的“新隶书”，亦即后世的“真书”“楷书”：

　　其笔划更较轻便，下笔不作“蚕头”，收笔不作“燕尾”，即后世所谓“真书”的雏形。这是当时的新“俗体”、新隶书，因为汉魏的正式碑版上并不见这类字。既有了新隶字，于是旧隶字必须给予异名或“升格”，才能有所区别，所以称之为“八分”。八分者，即是“八成的古（或‘雅’）体”，或说“准古（或‘雅’）体”。[14]

唐兰讲，王愔《文字志》载古书三十六种，有楷书而无八分，可见楷书就是八分。他认为王次仲始作的“楷法”正是后来的楷书。据《四体书势》，隶书楷法盛行于灵帝（168——）以后。卫恒卒于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叙述一百年的历史是最可以相信的[15]。

（二）真书

真，甲骨文未见，《说文》：“真，仙人变形而登天也。从匕，从目，从 。八，所乘载也。”贞，《说文》：“贞，卜问也。一曰‘鼎’省。”徐中舒《甲骨文字典》谓：“贞，像鼎形，卜辞中常借以表示卜问之义。鼎形锲刻不易，逐渐简化为形，或增‘卜’作，以明其用为卜问。”[16]从音形来看，“真”与“贞”当为同源字，其本义与卜问相关[17]。

“真书”一词，秦汉之季际便已出现。其意思是指文书“正本”，与“副”“草”相对。

《里耶秦简》：

　　卅一年后九月庚辰朔甲□，……却之：诸徒隶当为吏仆养者皆属 仓……仓及卒长髟所署仓，非弗智殹，盖……可（何）故不腾书？近所官亘（恒）曰上真书。状何……□□□□□（《里耶秦简》8-130+8-190+8-193正）

　　八月乙巳朔己未，门浅□丞敢告临沅丞主：腾真书，当腾腾，敢告主。定手。（《里耶秦简》8-66+8-208正）

　　卅一年七月辛亥朔甲子，司空守□敢言之：今以初为县卒亊死及传槥书案致，毋仮此人名者。上真书。书癸亥到，甲子起，留一日。案致问治而留。敢言之。（《里耶秦简》8-648正）

以上简文中的“真书”，原释作“算书”，马怡先生已疑有误。今改释作“真书”，即简牍文书正件、原件[18]。

《居延汉简》：

　　 居摄三年计簿，真。（《居延》70.13AB）

《居延新简》：

　　建始五年四月府所下礼，真书。（《居新》EPT51:147A）

　　建始五年四月府所下礼分，真书。（《居新》EPT51:147B）

　　●右真书。（《居新》EPT59:90）

　　候尉上书，副。（《居新》EPT59:578）

《肩水金关汉简》：

　　橐他吏家属符。真、副。（《肩水金关》73EJC:310B）

　　元始三年十二月吏民出入关传。副卷。（《肩水金关》73EJT35:2）

《居延汉简》《居延新简》等西北简牍签牌中频频出现的“真”“真书”“真簿”“真卷”之“真”字，亦曾误释为“算”，邬文玲教授隶释作“真”。她指出：“‘真’，正之意。与副、邪相对。‘真’意指文书正本、底本。”[19]“真”与“副”相对，有“真卷”“副卷”之别。

《史记·三王世家》为褚少孙补录，褚先生曰：“窃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书，编列其事而传之……至其次序分绝，文字之上下，简之参差长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谨论次其真草诏书，编于左方。”[20]王国维认为“褚先生所谓‘真草诏书’，盖指草稿而言”[21]。张志远说王国维将“真草”连带解释为“草稿”，而忽略了“真”字的存在。他认为“真草诏书”是诏书的两种不同稿本形态，即“真诏书”和“草诏书”[22]。《汉书·河间献王德传》：“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颜师古注曰：“真，正也。留其正本。”[23]又《后汉书·蔡琰传》记载，蔡邕遗书四千余卷，多有散佚，曹操欲派人助文姬整理，文姬曰：“妾闻男女之别，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唯命。”[24]蔡文姬的意思是，男女有别，无需协助，草稿和正稿都由自己一人完成。从这几则例证看，“真草”应该是“正本”和“草稿”的合称，“真草”命名也反映了“正本”和“草稿”不同的书写状态。

作为书体的“真书”大约流传于魏晋之际。传为东晋卫铄（卫夫人）的《笔阵图》载：“凡学书字，先学执笔，若真书，去笔头二寸一分。”[25]

由于秦汉简牍真书即文本正稿，书写规范、整洁，多为正体分书，而副本则书写随意，多作行、草书。故而文本性质决定了书体特征，于是真书、八分、楷书、草书等名称便应用而生，随之演化为特定的书体。

究竟楷书在几时萌芽，如何流变，仅仅依赖文献的辩讼恐怕难以服众。字体风格变化，手写常是开端。从出土汉晋简帛、纸文书等手迹，或许能梳理出楷书的萌芽及流变脉络。

二、西北汉晋简牍、纸文书中的楷书萌芽与流变

20世纪以来，在今甘肃、内蒙、新疆、青海等地先后出土汉晋简牍、文书6万余枚（件）。这是研究汉晋西北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地理、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献，也为中国汉晋书法风格与流变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由于西北边塞简牍采集、发掘的批次不同，同批采集、发掘的地域范围不同，加之古今地名变迁和地域行政归属的更迭，使得西北简牍的命名不尽科学、规范，却又难以统一。西北边塞汉简主要包括疏勒河流域和额济纳河流域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汉代简牍及小部分帛书、纸文书。疏勒河流域汉简主要有敦煌汉简、玉门关汉简（包括玉门花海简、小方盘城汉简等）、悬泉汉简、马圈湾汉简等；额济纳河流域汉简主要有居延汉简（包括居延汉简、居延新简、额济纳汉简）、肩水金关汉简、地湾汉简等。

西北边塞汉简始于公元前1世纪，历经两汉20代帝王，约250余年，它与西汉初期的张家山、银雀山等地汉简篆隶书风前后相接，是中国书法发展的重要时期。从西北简牍文书中既可找到章草、今草、一笔书等草书流变轨迹；也能清晰看见隶、草书并行中，隶放草收，趋于实用性行楷演变的全过程。现就西北边塞汉简中早期楷书萌芽与流变举隅如下。

（一）敦煌汉简中楷书的萌芽与流变

1.西汉·天汉三年（前98）“敦2165”简

传为西北边塞最早纪年简为肩水金关73DJT4：107简，书于太初五年（前100），然而此简孤立存在，仅纪年号，不能确定为当时所书还是追记，简文性质尚待进一步研究。除此而外最早者便是天汉三年（前98）的敦煌2165简（图1），此简入笔重顿，横画右斜，无波磔，线条交杂有序，干净利落，有篆籀意，未见明显的隶书特征，言其有楷书趋向亦不为过。

2.西汉·神爵二年（前60）“敦1161”简

敦煌1161简（图2）。华人德称：“敦煌汉简1161号简（神爵二年〈前60〉所书）之横画折笔都明显里钩，与行楷书写法几乎一样。”[26]类似此行楷笔意的写法在西北汉简中十分普遍，未可称典型例证。

3.西汉·神爵四年（前58）“敦1791”简

敦煌1791简（图3），简文曰：“神爵四年四月甲午朔辛丑，凌隧长充世。”王国维最早留意到西北汉简中的楷书萌芽，《流沙坠简》云：“神爵四年简《屯戍丛残?烽燧类》第二十二与“二爨”碑颇相近，为今楷之滥觞。”[27]此简“年、甲午”三字有类似《爨宝子碑》竖钩，“月”字也出现了锐角钩画；其字形拉长，横画向右上倾斜，的确有明显的楷书意味。

4.西汉·元始五年（5）“敦1108”AB简

敦煌1108简，元始五年（5）两面书，A面两行（图4），B面书“第六”二字。A面书写密集，字形略扁，横画左低右高，除“丰”字外，未再见明显的蚕头燕尾，偶有横画尾部作上挑之势。笔画厚重，行笔简洁，已有楷化端倪。

5.东汉·永和二年（137）“敦1974”木牍

敦煌1974木牍（图5），《流沙坠简》称之“楷七而隶三”，又云：“魏景元四年简《屯戍丛残?杂事类》第五十六，则全为楷书。此卷魏晋以后诸书，楷书大备。昔人疑钟太傅诸帖为传橅失真，或赝作者，以此卷证之，确知其不然也。此有关于书体之沿革，故附著之。”[28]华人德称：“到东汉中期以后，简牍中经常能见到和行书、楷书接近的书体，如敦煌汉简中永和二年（137）所书的1974号简和没有纪年的1985号简、2390号简。”[29]秋子评“玉门官燧次行”曰：“但见构形偏长且右上斜，用笔注重起收，楷法已然可见。笔画的分书意味消失，线条内敛，章法茂密，全篇凸现着《周易》辩证法所强调的‘尚阳贵刚’的审判意义。读此作品，一定会使人产生一个无可驳难的认识：行书发展到东汉中期时，已完全幡然有成了。”[30]

6.“敦2390”木牍（无纪年）

敦煌2390简（图6），无纪年，有“汉亭吏”则知此为汉代物。秋子称赞说：“简书结字偏长疏朗，有大有小，用笔亦重亦轻，颇见平稳，线条显得骨重气畅，点画尤为清楚。其中言、陈、问、书、归等字，写得十分漂亮，可见书者的作书修养及性格。”[31]另有“敦1985”简（图7），简文“西部侯长治所谨”“当、者人”诸字已完全是楷书。“敦703”AB残简（图8），可辨文字“物乏道远，愿子阿急”8字，也是楷书模样。

（二）悬泉汉简、残纸中楷书的萌芽与流变

1.西汉·神爵三年（前59）“悬泉I 90DXT0209S：35”简

悬泉I 90DXT0209S：35简（图9），释文“神爵三年二月辛卯……夜少过大晨付万年”。此简略带行书意，结字纵长，扎锋入笔，干净利落，很容易过度到楷书。

2.西汉·“悬泉I 90DXT0210①：65”简（无纪年）

悬泉I 90DXT0210①：65简（图10），无纪年，上残，简为两行，文曰：“川中尉宣兼行相事，中尉丞乔兼行长史事……郡大守、诸侯相、关都尉府卒人、后长秋长乔。”I 90DXT0210①：65简所在探方0210有纪年简18枚。最早为宣帝元康五年（前61），最晚者成帝绥和二年（前7），以成帝建始居多（计7简）。简文“□川”或为“甾川”，则其纪年约在西汉宣成之间，即公元前61—前7年[32]。此简字形较长，无磔势，“尉府”“秋”三字有明显的楷书意味。

3.汉·“悬泉I 91DXT0310③：1”简（无纪年）

悬泉I 91DXT0310③：1简（图11），无纪年，简文曰：“●功曹言冥安，言假佐张凤除补美稷，遣之官，写移宜禾都尉。”相类简文有《居延汉简》142.34：“候史徐辅迁补城仓令史，即日遣之官，移城仓。”[33]此简多用楷书切笔入，收笔偶顿，或变捺为点，行笔轻松，结体纵长，楷意较浓。

4.“悬泉I 91DXT0409①A：2”书信残纸（约东汉晚期）

悬泉I 91DXT0409①A：2书信残纸（图12），残纸纵7.5厘米，横14厘米，深黄褐色，质细而密，厚薄均匀，表面光滑，有韧性。残存文字7行29字，文曰：“以下即诣/辄往……即得表/解侨朱/一日之恩今/此鄙者乞/府内安隐/恐惶恐白。”《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将此纸定为“西晋纸文书”[34]。马啸撰文以为此纸属新莽时期，并称为《王莽残氏》[35]，也有专家根据残纸墨迹所显示的用词，考证为汉末魏晋间纸[36]。此残件书法，隶楷相羼，三七分成，结字宽和，收放自如，行笔空灵，柔和有度，一派正大气象。王晓光认为此件为东汉后期作品，与伏龙坪残纸书风接近：“其中‘者’‘此’‘以’‘得’等字尤为相似，为东汉后期俗写类型；不过该纸书字形比伏龙坪纸书平扁，含少量隶波捺脚，且笔画粗重。”[37]409、410探方出土简牍、残纸均无纪年，多为楷书及行草书，字体风格相近。I 91DXT0409④A：10AB残简（图13），文曰：“重难故不……乐和起居；言不尽本。”另有91DXT0410②A：2削衣（图14），此两件残简、削衣均有浓厚的楷书意味，亦当为东汉后期写件。

（三）马圈湾汉简中楷书的萌芽与流变

“马239AB”木牍（无纪年）

马圈湾239AB木牍（图15），原始编号79DMT5：200[38]。此牍两面书，残存不足5行，文中有“王子春”人名及“目宿”“牛”“广麦”等，似女婿写给丈人的信件。书体为汉隶行书，杂以草体。运笔简约，书写畅通，纵势明显，如“恐、目、麦、王、春、在、意”等字有楷意倾向。

（四）敦煌一棵树采集简中的楷书

西晋·元康三年（293）“DYK：9”苻信

西晋?元康三年（293）“DYK：9”苻信（图16），2008年，敦煌一棵树汉晋烽燧遗址出土。苻信长44.3厘米，宽6厘米，厚2.2厘米，有封泥槽，并保存完整的“塞曹印信”封泥。封泥槽上部行楷3行15字云：

　　领扳龙勒令印至煎都南曲侦候荷苻信。

封泥槽下部行楷5行114字云：

　　今遣将张鲜、民吕埋子至煎都南曲，将张廖、民赵靖至且禽五亭。诸水泉要道南北，贼所过之处。鲜等当兼道速行。若有纵迹入出，便□靡速还，白消息；若无纵迹，取前苻信，以所赍苻明作封表。狸诣营，白消息，还，会月廿八日。廖还，会廿七日。明如节度奉行。

　　元康三年三月廿三日子时，起塞曹。[39]

元康三年（293）DYK：9苻信，书写年代较晚，已是纯粹的行楷书，结字内敛，取纵势，多顺锋入笔，提按自如。同地还出土了泰始四年（268）DYK：10简（图17），亦为行楷，与楼兰遗址所出魏晋简牍、纸文书风格相类。

（五）居延简牍楷书的萌芽与流变

居延汉简三万余枚，大致分为三部分。一是1930年西北科学考查团在额济纳河流域发现的18000余枚汉简，习惯称之“居延汉简”[40]；二是1972—1974年在甲渠候和第四隧出土的8000多枚简牍，习惯称之“居延新简”[41]；三是1999—2002年在额济纳旗汉代烽燧清理的500余枚简牍，称之为“额济纳汉简”[42]。为叙述方便，今统称为“居延汉简”。

1.西汉·“居新EPT59：582”里程木牍

居延新简EPT59：582里程木牍（图18），出土于居延破城子遗址，何双全命名为“传置道里簿·甲簿”。里程木牍记载了长安至氐池共20个传置。上下分4栏，每栏4行，凡16行。关于木牍的书写年代，何双全认为在西汉元、成时期或更早：“木牍出土于破城子A8探方T59第二层，属西汉元、成、哀帝时期堆积，同出纪年简有元帝初元、永光、建昭；成帝河平、阳朔；哀帝元寿等年号简，以元、成简居多。从简牍文字看，最大特征是没有王莽改制的痕迹，所以《甲簿》木牍抄成于元、成时期或更早。”[43]

此牍书写类似“二爨”，字体风格在西北汉简中别具一格。撇画大多为圆笔，横画入笔或顺锋、或侧切、或重顿，尾部或上挑、或下按、或铺毫，转折偶有顿笔，捺画则多选择侧锋铺毫。可以说是非隶非楷、亦隶亦楷，妙趣横生。

2.西汉·永始三年（前14）“居229.1+229.2”木牍

居延汉简229.1+229.2木牍（图19），出土于破城子A8，上端及左右两侧残缺，存文4行，且有漫漶。简文有“永始二年正月”，又有“三年四月”“三年二月”，知木牍书于永始三年（前14）四月以后。《居延汉简人名编年》称此为“验问爰书”，“涉及因意外死马而产生的债务纠纷，债权人为甲渠士吏张禹之弟张宗，债务人为甲渠收虏隧长赵宣。”[44]此牍书写茂密，线条质朴，似以钝笔写成。有波势而无笔画飞扬，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隶书横势的外拓；纵向则无意挤压，任其疏阔。因此呈现出楷书的某些审美特征，从“责、百、胡、审、宣、渊、强、尽”诸字中可以明晰地窥见。

3.新莽·始建国三年（11）“居新EPT59：56”简

居延新简EPT59：56简（图20），王莽始建国三年（11）书，两行，有编绳痕迹两道。此简结体、运笔均介于隶楷之间。尽管写手刻意强调了燕尾磔势，但“蚕头”已有楷化倾向。全简不足60字，带有楷体意味的文字多达20字，如“建、十、丙辰朔、丁、侵、长、部吏、斤、府、史、祭、酒、持、诣、会”等字，单独审视，诚如楷书。

4.新莽·始建国天凤四年（17）“居新EPT44：4AB”木牍

居延新简EPT44：4AB”木牍（图21），两面书，存文8行，无缺失。内容为“习”写给上司汇报工作、请示腊祭用具的官场私“记”。B面第二行云“第十桼甲卒”，“十桼”为新莽时期“十七”的特殊写法，则知此牍书于新莽时期。居延新简EPT68：194简载：“始建国天凤四年六月甲申朔丁酉，三十井鄣候习敢言之。”居延新简EPT48：58A木牍有“候长赵猛，士吏孙习”，EPT50：217简有“过所遣士吏孙习，为……”，EPT65：294简有“士吏孙习，十一月食一斛五升”；居延汉简486：106简也有“士吏孙习”记载[45]。由此知，“习”即士吏孙习，故此牍约书于始建国天凤四年（17）前后。EPT44：4AB”木牍，隶楷相间，结字简洁，行笔流畅。横、竖起笔多用方笔，转折处或折笔侧锋，或孤线速行。“十、廿二、具、习、万年、记、到、具、状、政、晓、第、封、府”加杂着楷书笔法。

5.东汉·建武六年（30）“居新EPF22：325AB”简

居延新简EPF22：325AB（图22），居延破城子房屋22遗址出土，简两行，两面书，简文言及窦融至高平及光武帝发兵天水平乱之事。裘锡圭据《后汉书》所载隗嚣反叛时间及简文“七月中”，指出本简书写时间在建武六年（30）七月之后不久[46]。此简字形方整，书写率意。撇画先重后轻（如“谷、公、人、千”），横画起笔斜切（如“范君、言、胡”）、收笔下顿（如“不、天”），竖勾折锋呈锐角（如“子、到、得、何、尉、掾”），捺画斜拖（如“天、张、故”），凡此种种，无不彰显楷书意味，由此可见东汉初年，类似楷书的字体已在民间扩散开去。

6.“居新EPT65：200AB”简（无纪年）

居延新简EPT65：200AB（图23），破城子T65探方出土，简为两行，两面书，下残，此为“宫”写给“高执事”的信件。A面简文：“宫叩头言丿：仓卒为记，不一二﹦。志传谢张次叔/为高执事，起居平善，湌食如常，甚善﹦。闲……”B面简文：“不相见，旬日邑邑，想思亲候，拘退不得。/有失仁者，起居属事，亭闲斲记，私仁者，起……”此简书法极具个性，其笔画稚嫩，结字率真，俯仰开合，一任自由。隐约之中，平出捺画似有隶意，其余更多的结体、运笔无意间与楷书暗合。

7.“居新EPT61：8AB”简（无纪年）

居延新简EPT61：8AB（图24），破城子T61探方出土，简为两行，两面书，上下残。A面简文：“执事无恙，昔日知/不肯来归，为乃者迫”，B面简文：“取在舍，但无去车/当上毕寄往，可以为成，如律（令）”。此简书写疏朗，字形纵长，笔画开张，横画收笔下顿明显，隶意甚微，已与魏晋楷书无异。

8.“居新EPT49：12AB”木牍（无纪年）

居延新简EPT49：12AB（图25），破城子T49探方出土，木牍残存两行，两面书。A面简文：“见兄弟，但有维心耳，今愿得一必/欲从□受”，B面简文：“不肯时赐记，幸……/故不可中道也。思告敕记，书今落”。木牍字作行楷，结字纵长，撇画放纵，行笔洒脱。李均明认为此牍书体已经有较多楷意，收笔上挑的隶书写法较少。东汉章帝以后之简牍书体与西汉及东汉建武年间已有明显差别。[47]

9.“居新EPT49：34AB”简（无纪年）

居延新简EPT49：34AB（图26），破城子T49探方出土，简两面书。A面单行：“●月廿九日为疎，官下王宫千万上谢王仲保一日来致”；B面两行：“前日所许哀黍粟，当圭可得也。如可者当及正/致眎相闻，宜告报令可知。宫顿=首=”。该简完全用行楷书笔意写成，丝毫没有隶书成分，横画直入，加重处理，尤为抢眼，此与楼兰魏晋简牍一脉相承。

10.西晋·“居551.1—551.44”残简

居延白墩子南A29遗址出土简牍45枚，多数为残简碎片，书体以楷书和草书为主，其中唯一的纪年简，以隶书作“永康三（年）”。“永康三年”即西晋惠帝太安二年（303），这也是居延简牍中所见最晚年号[48]。这批残简典型的楷书简有：“首言（551.1）”“前日仁遣/仁省出作为（551.15）”“不肯归（551.17）”“□相/何来□（551.19）”“欲往迫（551.22+28+38）”“五月廿一起（551.26）”“见（551.37）”“虏不时（551.40）”“把刀一枚数（551.43）”“□白（551.44）”等（图27）。另外，551.1简云“高望亭晋少”，也可佐证此为西晋残简。

（六）肩水金关汉简楷书的萌芽与流变

1.西汉·元延四年（前9）“肩水73EJT37：59+471”简

肩水金关73EJT37：59+471简（图28），元延四年（前9）书，金关遗址T37探方出土，简左残，存文一行半，下部由姚磊缀合[49]。此简书写随意，横画偶作“燕尾”铺毫，或保留上扬之势，不经意中流露出楷书意味。

2.西汉·建平三年（前4）“肩水73EJT37：97”木牍

肩水金关73EJT37：97木牍（图29），建平三年（前4）书，金关遗址T37探方出土，简右中部有缺口，残一字。木牍分上下两栏，各三行。以钝笔书写，横画向右上斜，结字自由，有楷意。

3.东汉·建武三年（27）“肩水73EJF1：25”木牍

肩水金关73EJF1：25木牍（图30），建武三年（27）书，金关房屋遗址F1出土，木牍三行，文字完整。书写茂密，波挑逐渐削弱，钝笔飞白明显，有楷化倾向。

4.东汉·“肩水72ECC：13”木牍（无纪年）

肩水金关72ECC：13木牍（图31），是1972年查科尔帖遗址采集散件。木牍上部残损，存文三行。由木牍所载“河南尹”知其为东汉物。据“六月十八日戊申”推断为辛卯朔，检《闰历表》等，相合者有汉章帝建初八年（83）、灵帝光和四年（180）[50]。从文字风格判断，此牍书于汉章帝建初八年（83）的可能较大。其文字书写简明，借势行笔，古朴可爱，隶楷参半。

5.“肩水72ECC：1+2AB”木牍（无纪年）

肩水金关肩水72ECC：1+2AB木牍（图32），是1972年查科尔帖遗址采集散件，上部残缺。木牍A面首行文字较大，大小不一；B面书定匀称，文4行。此牍书法作行楷，活泼圆通，隶意淡薄，字形纵长，横画左低右高，趋于简约，转折方圆并施，时有侧锋折笔。尽管部分字还保留着隶书的构架，但已使用了全新的楷书笔法，如“始、务、得、何、安、有、毋”等。此可视为隶书向楷书过渡的典型例证。

（七）兰州伏龙坪汉墓残纸楷书

1987年9月，兰州伏龙坪煤厂基建施工时，发现一座东汉夫妻合葬墓。该墓葬距地表有4.7米，穹隆顶，砖室，墓门南向，有左右耳室。墓葬中发现两具骨骸，并出土2000多枚汉代五铢钱币。另外发现一面铜镜，其下衬垫物为3张圆形纸张，直径17.5厘米，厚0.9厘米，出土时浅黄色，纸面均匀，有韧性[51]。三张纸中，一张霉烂严重，另两张基本保存完好。残纸墨书，似为两件信函，可辨文字106字：

　　言：/女妇悉履，祉祐阔/盁采东就医药。会/又悲痛奈何，当奈何。溉/□会得此书，复当西/所复。见饮泣而行。/复当留。后忽=（图33）

图33 《女妇篇》

　　为暴路养视无/遣道生往复，相为劳/道生还，知卖□出□想且/顿得以色恭给，遭仁君时/贫者为恩，不□念，后故遣/解决。以此相思，分不当言/宜不累息，□照□□分/真草……致（图34）

图34 《道生篇》

两件墨书均为楷书，从字迹看，分别出自二人之手。其中《女妇篇》，书写略显稚嫩，字字独立，点画增多，笔画搭接较松散，形体、运笔已脱尽隶意。《道生篇》介于行楷之间，结字娴熟，运笔流畅，转折自如。横画右顿明显，竖折勾已有明显的回折特征。这也证实了，东汉时期，简纸并用，楷书在民间已悄然流行。

三、其他东汉简牍中的楷书

（一）东汉·建初四年（79）《序宁简》

香港中文大学入藏14枚东汉《序宁简》（图35）。简牍分为两类，一类抄写于较长的木简上，字体较大，每简一行；另一类书写在相对短小一些的木方上，字体较小，除了一枚木方上书写三行，其余皆书两行。此简纪年明确，是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七月、八月间的文书。内容是家人为已故母亲“序宁”祷神的记录，是珍贵的东汉民俗资料。“序宁”亦称“予宁”，乃汉代为父母居家服丧的专门用语。

这批简牍书写风格与材质规格关系密切。其中单简文字，字形较扁，波磔突出，隶书味浓；两行及木牍文字，字形纵长，横画取斜势，注重上下文字的连贯性，笔画简明，波磔渐无，楷书意味增强。

图35 序宁简

（二）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中的楷书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2010年8月出土，共计6862枚，主要为东汉中期和帝至安帝时期，有“章和”“永元”“元兴”“延平”“永初”等纪年，最早为汉章帝章和四年（90），最晚为安帝永初六年（112）。简牍内容涉及当时的政治、法律、军事诸领域，其中大量为公文，文书的责任人或撰写者多为各级官吏[52]。

冉令江将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中早期行书和楷书风格的字体称之为“新隶书”：“隶书的‘S’形波势的笔已经很大程度上被平直的右上斜线取代，波磔笔画横向开张的特点开始式微，‘燕尾’的波挑呈现出行书的‘勾挑’之笔，笔势的连续性得以强化……结构上已开始打破隶书扁方的结构特点，呈现方或长方的结字特征。”[53]王晓光也说：“该牍文字用锋圆润厚实，一定程度脱离了隶书格式且凸显新法，比如：横画常侧锋起笔、顿锋收笔，撇笔重起轻收——大体上属于今楷的横、撇法；许多短笔、点笔多不钩连之态，亦露出行、楷笔意；今楷拥有的竖钩笔也初显其形。”[54]

五一广场简牍中楷书风格的字体已大量出现。CWJ1③：202-4+202-5木牍（图36），仅题额“君教”二字为规整的分书，其下文字多为楷写笔法。永初四年（110）CWJ1③：201-21AB两行（图37），A面还尽力保持着隶书宽扁之势，B面起，楷书元素越写越多，到签名“白开”时，已全然变为楷书。延平元年（106）CWJ1③：263-10AB楬（图38）也如此，“延平元年”4字努力作隶书，此后则楷化越来越强。CWJ1③：201-18两行（图39），除个别横、捺刻意强调磔势外，其余结体、运笔都是楷书气度。

（三）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中的楷书

2004年，长沙东牌楼7号井出土东汉简牍426枚，其中有字简206枚，存隶、楷、行、草篆诸体，内容有公文、私信、杂文、习字等。简牍纪年均为灵帝年号，“建宁、熹平、光和、中平”四年号全部存在，其中最早为建宁四年（171），最晚为中平三年（186）。刘涛最早关注到东牌楼汉简中楷书的存在，他说：

　　公文类文书的1105号（图40）木牍是比较典型的早期正书，小字两行，用笔沉着，提按分明，笔画厚实，结构端正。

　　1127号简上的“雇东津卒五人四月直”9字（图41）也可归为小字正书，结体比1105号木牍更为严整周正。

　　1087号残简所见“度上丘”3字（图42），字形更大，笔调样式与三国吴简正书十分相似。

　　1068号简犊正面的正书字形较大（图43），撇画很少翻挑，竖钩是上挑，偶有连笔，结构相对松散。[55]

除刘涛以上所列而外，东牌楼简牍中尚有不少楷书简。1087号（图44）与1105号如出一辙，温文尔雅，楷法纯朴；1014号书“达伯智二万五千，王赵万九千”12字（图45），宽博稳健，笔力千钧；1160+1157号（图46），“喜（熹）平元年”4字年号，平直饱满，已是规整楷书，其下文字稍作自由，介于行楷之间。1022号（图46），“中平三年二月”纪年亦用楷书写成，横画顿笔，转折分明，行楷交错，及背面“书”字下部“曰”作束腰处理，在早期楷书中极为少见。1006号（图48），行、楷为主，杂以隶、草，一牍之内，四体兼融。布字疏朗，倚正相间，字体变革当在此时。因此刘涛认为，隶书乃是桓灵时期的主导书体，但草书与新兴的行书、正书已用于公私文书，且占有相当比例。桓灵时期书风包前孕后，是书法史的一个转折时代，也是魏晋新书风的源头所在[56]。

四、结论

纵观中国古代文字和字体发展演变的历程，虽然书体众多，但文字只经历了古文字和今文字两个阶段，而字体则经历了篆、隶和楷三体的演变。草书、行书、正书是各类字体的书写形态，是为书体，不宜称之“字体”。周宣王时太史籀所作《史籀篇》，是对大篆的规范整理，为教学童书。秦统一六国，命李斯作《苍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确立了小篆的标准体，以统一的文字在全国推行。东汉蔡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奏请镌刻《熹平石经》，并亲自书丹于碑，不只是为“正六经文字”，也是为衰落的分隶重树典范，以供后儒晚学观视摹写。由此可见，古代官方文字整理行为是为了字体的规范应用。然而，新字体的出现，往往不以官方的意志为转移，总是在民间悄然流行，再有关键人物加以改造与整理，便成为一种新字体。程邈造隶如此，王次仲作楷亦如此。

事实证明，无论隶书还是楷书的出现，简牍书都要远远早于铭石书及其他载体。出土简牍表明，楷书滥觞于汉宣帝神爵年间，类似“二爨”的“竖勾横挑”特征，是隶书演变为楷书的早期苗头。王莽至建武初年，公私文书行草居多，书写的自由性，为楷书滋生提供了土壤。章、和之际，隶书的波磔逐渐减弱，笔画纵势加强，结字、运笔趋向简洁。安、顺时期，楷书笔法已孕藏于隶书之中，尽管官方文书依然延续着分隶姿态，可此时的日常书写已是隶、楷参半。桓、灵之际，楷书线条的实用性特征被广大民众接纳，形成新体，并大量应用于官私文书之中。出土汉晋简牍、纸文书证实了卫恒《四体书势》“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之“楷法”或即新兴的楷书。

值得一提的是，同批简牍中，私信楷化甚于公文；木牍楷化甚于“两行”，“两行”楷化甚于单简。前者，是因为信件属于点对点的个人行为，书写自由度大，而公文则有明确的传统书写规范，不可随性而为。后者，当为材质、空间影响的结果。单简宽度一般为1厘米左右，一简一行，此为隶书波磔书写提供了较充足的横向延展空间；“两行”不足2厘米，左右已受到限制；木牍或“方”，一般为3行以上，为了增加容纳量，只好将字形变小，行与行之间也会相对挤紧，这样横向的波势自然会削弱或消除，进而使得字形纵势加强。汉代纸张的大量出现，使文字书写载体制作成本大大减小，日常书写不必过度吝惜载体空间。相当于废除了单简和“两行”，全部在宽余的“方”中写字。从这个意义上讲，纸张的出现和普及使用，为书写便捷的楷书取代具有装饰意味的分隶，提供了可能性和必然性。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西北边塞汉晋简牍、纸文书书法风格与流变研究”，22EF206；“中国历史研究院‘绝学’学科扶持计划”，2024JXZ005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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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蔡副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