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敦煌研究院已有八十周年历史，自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成立，1950年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在文物保护、学术研究、文化弘扬以及科学管理方面全面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文物保护领域，不断提高科技保护水平，并率先发展文物数字化技术；在敦煌学研究领域，以敦煌石窟考古、石窟艺术、敦煌文献研究为中心，加强丝绸之路与多元文化、古代民族文化等方面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不断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弘扬敦煌文化。

【关键词】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弘扬；管理

敦煌研究院是负责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瓜州榆林窟、敦煌西千佛洞、庆阳北石窟寺管理的综合性研究型事业单位。院本部位于敦煌市东南莫高窟附近，在兰州市设有分院。是我国拥有世界文化遗产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最多、跨区域范围最广的文博管理机构，在国内外具有相当影响力的遗址博物馆、敦煌学研究实体、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科研基地、国家一级博物馆。敦煌研究院已走过了八十周年的历程，从历史发展来看，主要经过了三个阶段：

一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时期（1944-1949）

20世纪40年代初，一些画家和考古学家开始到敦煌莫高窟进行壁画临摹和考古调查，敦煌艺术渐渐为世人所知。1942年1月，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提议成立敦煌艺术学院，招收学生在敦煌学习，并保护壁画。这一提议在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第七十五次常务会议被通过，并交由教育部执行。其后教育部认为在当时条件下，敦煌办学院招收学生存在诸多困难，于是改为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并于1942年8月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聘请高一涵为主任委员，常书鸿为副主任委员。筹备委员会委员包括：王子云、张大千、张庚由、窦景椿、张维。1943年3月，高一涵、常书鸿率部分研究人员来到敦煌莫高窟，开始了研究所的前期建设工作。1944年1月1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挂牌成立，常书鸿被任命为所长。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标志着莫高窟结束了数百年无人管理的状态，开启了有序管理与保护的时代。常书鸿先生率领为数不多的工作人员克服了重重困难，在窟外修筑围墙，清理积沙，防止一切自然的、人为的破坏，同时，开展了洞窟调查和临摹，记录了洞窟的基本内容和供养人题记。为后来的保护、研究、弘扬工作打下了基础。1948年在南京举办了敦煌壁画展览，展示了研究所创办几年来的成果，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二 敦煌文物研究所时期（1950-198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全面接管了敦煌艺术研究所。1950年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隶属于文化部，任命常书鸿为所长。1951年为配合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活动，由文化部主办在北京故宫举办了敦煌艺术展览。周恩来总理专程参观了展览，并高度赞扬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成绩。其后，由政务院给敦煌文物研究所颁发奖状，使敦煌文物研究所全体员工深受鼓舞。

在党中央的关怀下，敦煌文物研究所开始了有计划有步骤的保护研究工作。1956年,对莫高窟南区 248—260 窟段约 60 米长的岩体进行了加固工程。1963年，国务院拨专款对莫高窟南区洞窟进行大规模的抢救保护工程，历时三年多，对莫高窟南区576米长的范围内354个洞窟进行了全面加固，有效防止了岩体裂隙发展，并修建了上下层栈道。

配合石窟加固工程，敦煌文物研究所还对莫高窟窟前遗址进行了发掘，清理出一些重要洞窟窟前殿堂遗址以及被沙埋住的石窟，还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这一时期还启动了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编写工作，以及考古分期排年、石窟内容总录及供养人题记的调查记录工作。这些学术调查和研究工作都因为“文化大革命”而未能持续进行。

20世纪50-60年代，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美术工作者孜孜不倦地进行着洞窟壁画和彩塑的临摹复制工作。50年代在国内国外的敦煌艺术展览都产生了极好的社会效果，使大家认识到临摹工作对于传播敦煌艺术的重要意义。同时，通过临摹复制壁画、彩塑，还可以探讨古代壁画彩塑艺术的技法及风格等因素，对于研究传统艺术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以段文杰、史苇湘等先生为代表的艺术家们夜以继日地临摹壁画，积累了数千幅敦煌壁画代表作的临摹品和部分彩塑复制品，为后来的各类展览贮备了丰富的资源。

在十年动乱中，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广大研究人员先后受到各种不公正的待遇。但是，大部分研究人员初心不改，“文革”结束后又无怨无悔地回到敦煌。他们振奋精神，决心把十年耽误的时间补回来，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推出了一系列学术成果，出版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莫高窟窟前殿堂遗址》《敦煌研究文集》以及《中国石窟 敦煌莫高窟》[ 这一批著作大都是在1984年之前已经完成并交稿到出版社，但部分著作是1984年以后才出版的。所以，我们把这些著作作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时期的成果看待。后文也有类似情况，本文按工作的时段而不是最终出版的时间来叙述。]等体现了研究所在考古、艺术、文献研究领域的实力。1981年，在段文杰先生的倡导下，创办了敦煌学专业期刊《敦煌研究》，对当时全国敦煌学的振兴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81年，邓小平同志视察敦煌莫高窟，并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听取当时主持工作的段文杰汇报工作，对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和生活给予了亲切的关怀。邓小平同志说：“敦煌的保护是件事，还是件大事。”当他回到北京后，就指示财政部拨专款给敦煌文物研究所改善办公和生活条件。从此，研究所的职工有了新的办公楼、科研楼和宿舍楼。研究人员倍受鼓舞，振奋精神，为振兴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而不懈努力。

三 敦煌研究院时期（1984年以来）

1984年，甘肃省委省政府决定把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增加编制，增设了机构。敦煌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4—1998年）

这一阶段是敦煌研究院欣欣向荣的发展阶段，保护工作迅猛发展，人文研究开花结果，研究力量不断充实，海内外传播形势喜人。

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进入到了科技保护的阶段。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敦煌研究院加强了与国内外大学和学术机构的交往交流。特别是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莫高窟受到了世界的关注，敦煌研究院乘势而进，先后与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科研机构开展的合作与交流，形成了对莫高窟文物的国际保护科研机制，通过国际合作，解决了敦煌壁画保护科技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窟内壁画的保护修复到洞窟内外环境监测，以及防沙治沙工程的建设，逐渐建成了对莫高窟全方位科学保护的体系。在国际合作保护文物的同时，派遣年轻学者到国外学习先进的文物保护科技知识，培养了一大批科研骨干力量。

90 年代初进行了榆林窟的保护工程。针对榆林窟特殊的地质条件和岩土工程问题,选择了与莫高窟加固工程不同的技术手段，通过锚索技术加固裂隙基岩,有效地保护了石窟壁画彩塑 ,同时也基本保持了石窟的自然外貌,与环境协调一致。

科研工作者全面调查研究敦煌石窟的各类病害，如壁画颜料变色、褪色，壁画颜料层龟裂、起甲，壁画地仗层酥碱、粉化，地仗层空鼓、脱落，颜料层霉变、污染，以及烟熏壁画等。并针对不同的病害，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使壁画保护修复技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中李云鹤先生主持的“敦煌莫高窟起甲壁画修复技术”荣获文化部“1985-1986文化科技成果一等奖”。李最雄先生主持的“PS-C在加固风化砂岩石雕中的应用研究”项目获文化部“1988年度科技进步二等奖”。敦煌研究院除了完成莫高窟 、榆林窟和西千佛洞壁画塑像的修复任务外 ,还帮助新疆 、青海及西藏等省、区文物单位做了大量的壁画和塑像修复工作。

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莫高窟窟顶进行了大规模的治沙工程，通过麦草方格固沙、种植沙生植物的生物固沙、“A”字型尼龙网栅栏拦沙，逐步建起多道屏障，使进入窟区的积沙减少了 80 %。有效阻止了流沙对莫高窟的危害。为莫高窟风沙防治探索出一条经济、有效之路。

在学术研究方面，在敦煌壁画内容考证研究方面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基本上搞清楚了敦煌壁画中故事画、经变画、佛教史迹画等内容。在石窟考古和分期研究方面，对敦煌北朝石窟、隋代石窟、唐代前期石窟以及西夏时期的石窟进行了考古分期研究，不仅对敦煌石窟作出了科学分期，而且把考古学应用于佛教石窟，为中国佛教考古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参考。在石窟艺术研究方面，在壁画临摹的基础上，对敦煌石窟美术发展历史、敦煌艺术的风格特征、敦煌壁画彩塑的艺术特点、敦煌石窟建筑及壁画中建筑画以及敦煌艺术与古代历史文化的关系等方面作了深入研究。1988-1996年，对莫高窟北区石窟进行了全面考古清理，取得了重大成果，对以前未编号的莫高窟北区243个洞窟进行了编号，确认了莫高窟洞窟总数为735个。完全摸清了各类洞窟的功能。还出土了500多件古代文献以及大量的珍贵文物。莫高窟北区考古对敦煌学、中外文化交流史、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一阶段敦煌研究院还策划编辑了一系列大型丛书，如《敦煌石窟艺术》（22卷）、《敦煌石窟全集》（26卷）、《敦煌壁画全集》（10卷）、《甘肃藏敦煌文献》（6卷）等，在大规模地刊布敦煌石窟、文献资料的同时，也展示了敦煌研究院在石窟考古、石窟艺术、敦煌文献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

敦煌研究院多次举办国际性学术研讨会。1987年举办“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其后于1990年、1993年、1994年分别以文物保护科学和敦煌学为主题举办了国际性学术会议，团结国内外学者共同研究文物保护科学和敦煌学。同时，持续在国内外举办敦煌艺术展览，宣传敦煌文化，扩大了敦煌文化在世界的影响。也吸引了国内外友好人士对敦煌文物保护工作的援助和支持。

段文杰先生大力推动国际交流，通过与日本画家平山郁夫等友好人士的交流，签订了培养人才的协议，每年派遣学者到日本东京艺术大学、成城大学进修。通过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日本东京文化财研究所、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等机构的合作，敦煌研究院的学者们持续走出国门，学习国际先进科技，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中坚力量。

第二阶段（1998—2018）

这一阶段，敦煌研究院在统筹文物保护、学术研究以及开放管理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新举措，形成了科学的保护利用理念，系统的学术研究思路，长远的事业发展格局。

敦煌文物保护工作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断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莫高窟的保护逐渐进入到科学保护阶段。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樊锦诗敏锐地看到了敦煌石窟保护与管理面临的挑战。她提出了让敦煌文化遗产久远长存，把敦煌研究院建成世界一流的遗址博物馆的宏伟目标。并率领敦煌研究院的同仁们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

在樊锦诗院长的倡导和推动下，2002年12月经甘肃省第九届人民代表通过并颁布实施《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明确了莫高窟保护对象、范围，规定了文物保护管理机构的职责，及其保护、利用、管理工作应遵循的方针和原则。这项专项法规颁布，为莫高窟的保护、利用和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撑和法律保障。

1998～2004年，敦煌研究院制定了《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对莫高窟价值及其本体和环境的保护、保存、利用、管理和研究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科学的评估，制定总体规划的目标、原则和实施细则；又按照保护、研究、利用和管理四个方面制订分项规划的目标与对策，编制主要措施与分期实施计划；最后提出规划实施的支撑体系。自《规划》制订和甘肃省政府颁布实施以来，敦煌研究院始终以《规划》为指导和依据，开展莫高窟的保护、利用、研究和管理各项工作。

2004年，古代壁画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在敦煌研究院设立。基地以古代壁画保护研究为重点，兼顾土遗址的保护研究，加强文物赋存环境的监测与预警研究，加强文物数字化技术的研究；提出科学的、有效的、先进的古代壁画与土遗址文物保护方面的技术标准与规范，为国家制定壁画和土遗址保护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2008年，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立，由敦煌研究院联合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兰州大学、浙江大学共同组建。以古代壁画和土遗址保护领域的关键技术创新与集成创新为主要研发方向，重点进行保护材料与修复加固工艺、文物数字化、环境监测和控制等关键技术的工程化研发，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首个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这两个国家级科研平台的建立，不仅加强了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的力量，而且推动了敦煌保护科技成果向全国文物单位推广应用。敦煌研究院联合国内外同行专家共同攻关，承担了大量的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多项工程被评为“年度全国十佳文物保护工程”和“全国优秀文物维修工程”，“产学研用”融合发展模式得到广泛推广，有力地支持了国家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还依托平台成功举办“2014敦煌论坛——古遗址保护国际研讨会”“文物的生物退化与防护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国际会议10余次。

在石窟文物保护方面，与盖蒂研究所合作对莫高窟第85窟壁画进行了全面病害治理和修复工作，这个洞窟持续十多年的壁画保护修复工程是执行《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范例 ,形成了一个科学的流程：文化价值评估——环境监测——保存现存调查——病害分析研究——修复实施方案制订——修复实施及总结。这一科学程序的建立，为以后的石窟文物修复工程树立了典范。

2014年成立了石窟监测中心，运用物连网、传感器等手段，对每一个洞窟的温度、湿度和空气质量进行适时测控，及时掌握洞窟小环境的变化，敦煌文物的保护工作逐步由“抢救性”保护进入到“预防性”保护的时代。文物本体的保护工程方面，完成莫高窟第130窟壁画彩塑保护修缮、榆林窟第6窟大佛抢救性保护、西千佛洞7个洞窟保护修复等文物保护工程60余项。

这一阶段，敦煌文物数字化工程全面展开。2006年成立了数字中心，2014年更名为文物数字化研究所，不断充实科技人才，提升数字化科技水平，除了集中力量进行莫高窟数字化采集工作，还支持国内文物单位的数字化工作。同时，运用数字化资源开展对外展览、网络宣传等工作。

为处理好文物保护和旅游开放的关系，2003年樊锦诗院长联合部分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建设敦煌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的建议》提案，这一提案受到党和国家高度的重视，在中央和甘肃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于2014年正式建成开放，这一游客服务设施通过数字敦煌资源制作数字电影，让游客对敦煌艺术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辉煌而精美的敦煌艺术有了更为丰富的体验。数字展示中心的建成，也形成了新的莫高窟参观模式，缓解了因游客激增给保护壁画带来的压力。较好地解决了文物保护和旅游开放的矛盾。

这一阶段的敦煌学研究不断发展，在敦煌石窟考古研究、艺术研究，敦煌历史文献研究，古代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等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为了使石窟考古报告的编写能够可持续发展，以樊锦诗先生为首的考古学家对敦煌石窟的考古报告进行了全面的规划，确定以洞窟开凿时代的早晚作为脉络，兼顾洞窟排列布局形成的现状为制订敦煌石窟考古报告规划的原则，编制了多卷本《敦煌石窟全集》考古报告分卷规划，确定了全部敦煌石窟共编写100册考古报告的规划。2012年出版了《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不仅对洞窟内容作详尽而客观的记录，还采用了最新科技手段绘制测绘图、数码摄影拼图等。为以后的石窟考古报告树立的典范，2017年，此书荣获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优秀奖”。

2000年、2004年先后出版了考古报告《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共三卷），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不断有学者利用北区考古发掘成果进行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研究。2011年出版的论文集《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研究》，则是这方面的成果的汇总。

对敦煌壁画图像研究持续深入。相继开展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敦煌石窟图像专题研究”“敦煌遗书数据库建设”等课题的研究。对金刚经变、楞伽经变、净土变、华严思想、地藏图像、法华思想以及密教图像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大批新成果。艺术研究方面，对敦煌图案艺术研究、西夏壁画研究、山水画研究、壁画临摹技法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果。此外，《敦煌石窟美术史（十六国北朝卷）》等著作开启了对敦煌石窟美术史的系统研究。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方面，在敦煌民俗学研究、民族学、回鹘民族历史文化、藏文文献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一系列成果。这一时期还整理出版了《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30册）。

2014年起，敦煌研究院每年主办“敦煌论坛”国际学术会议，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院刊《敦煌研究》多次荣获国家期刊奖和省级期刊奖，入选为“全国百强报刊”，2012年以来成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对世界范围内的敦煌学研究具有引领作用。

在国际合作与交流方面，继续深化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英国伦敦大学考陶尔德艺术学院、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等30多个国内外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合作交流，与俄罗斯冬宫国家博物馆、英国国家博物馆、匈牙利国家博物馆、吉尔吉斯斯坦历史文化遗迹保护调查局、印度英迪拉·甘地国家艺术中心、巴基斯坦旁遮普大学、故宫博物院、中国丝绸博物馆、香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60余家机构签署合作协议，先后选派专业人员赴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参加学术会议或访问交流。

这一阶段敦煌研究院进一步加强了敦煌文化的传播与弘扬。根据科学调查核定石窟游客承载量，并严格按承载量接待游客。不断优化莫高窟“总量控制、网络预约、数字展示、实地参观”参观模式。旅游服务质量和游客参观满意度大幅提升。同时还展开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提高旅游活动中的文化层次。

持续在国内外推出不同形式的敦煌艺术展览。充分利用数字化资源和多媒体手段，使展览形式灵活多样。不仅把敦煌艺术带出国门，向世界展示，还引进外国文物藏品在敦煌展览。先后引进了阿富汗和日本等国博物馆收藏品举办展览。以敦煌力量，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这一阶段，敦煌研究院积极推进全面质量管理体系建设，完善相关制度，提升服务水平，探索建立“十位一体”事业发展模式和“基于价值完整性的平衡发展质量管理模式”。鉴于敦煌研究院对莫高窟的保护与开放管理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绩，2010 年在巴西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 34 届会议上，莫高窟的保护管理模式被誉为“有效保护与可持续旅游管理方法的典范”。

2017年我院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同年，甘肃省政府决定将甘肃东部的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庆阳北石窟寺交由敦煌研究院管理。敦煌研究院形成了一院六窟的管理格式，成为我国管理范围最广的文物事业单位。2018年，敦煌研究院荣获第三届“中国质量奖”，成为全国第一家获得中国质量奖的文物事业单位。

敦煌研究院通过总结七十多年几代莫高窟人攻坚克难，锐意进取的历程，提出了“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成为敦煌研究院的精神指引。

第三阶段（2019年以来）

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敦煌莫高窟，并在敦煌研究院主持召开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对敦煌研究院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勉励我们要把敦煌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总书记的讲话对于敦煌研究院来说，就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启。敦煌研究院全体员工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嘱托，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甘肃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团结全院干部职工大力弘扬“莫高精神”，锚定“典范”“高地”建设目标，凝心聚力，攻坚克难，积极在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弘扬、管理方面不断创造新的敦煌经验，打造行业标杆。

在文物保护方面，聚焦古代壁画、土遗址和崖体加固等方面的关键瓶颈问题提升科技研发力度。加强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北石窟寺的文物保护与修复工程，院属6处石窟的文物保存状况持续改善。制定了文物数字化标准体系，加快了敦煌壁画数字化采集工作。开展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墓葬壁画原位保护关键技术研究”等120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保护科技成果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十二五”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创新奖等国家和省部级奖。

2020年，在省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建成甘肃省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中心省级科研平台。建成并启用了国内首座文物保护领域多场耦合实验室。建成国内首个石窟寺监测预警省级平台，实现院属六处石窟监测信息共享。院辖六处石窟安防系统全面联通。2022年创办了《石窟与土遗址保护研究》期刊，成为我国石窟寺与土遗址保护领域学术阵地。

在学术研究方面，制定出台《敦煌学高地建设专项规划》。这一阶段，敦煌研究院获批国家考古发掘团体领队资质，并开展了锁阳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和莫高窟周边考古清理工作。开展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中外关系史料的整理与研究” “敦煌石窟文献释录与图文互证研究”等国家级、省部级课题60多项。出版《敦煌艺术大辞典》《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莫高窟第256、257、259窟考古报告》《甘肃藏敦煌文献》（1-12卷）等学术专著，其中，《藏经洞敦煌艺术精品（大英博物馆）》是国内首次大规模编辑整理出版流失海外的敦煌艺术珍品。发表学术论文560余篇，13项学术成果获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院刊《敦煌研究》已成为国际敦煌学最权威的学术阵地，2021年荣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推动流散海外的敦煌遗书等文物的数字化回归，实现敦煌文化艺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化共享”的重要指示，敦煌研究院牵头编制了《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数字化复原实施方案》，多渠道积极推动敦煌文化艺术资源的数字化共享与回归取得重大突破。先后与英国、法国、匈牙利等国收藏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推进数字化回归进程。同时建成“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上线全球首个超时空参与式博物馆——“数字藏经洞”国际版以及“敦煌遗书数据库”。

进一步扩大与国内外学术机构的合作交流。先后与故宫博物院、英国牛津大学等30多家国内外学术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2019年敦煌研究院与北京大学联合建成敦煌学研究中心；与西北大学合作成立“考古与文化遗产研究院”，2022年与兰州大学联合组建“兰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研究院”。

积极推动敦煌文化研究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组织专家学者赴印度、柬埔寨等沿线国家进行考察。加强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国际培训合作，承办叙利亚、阿富汗文物保护高级人才研修班。为吉尔吉斯斯坦、缅甸等丝路沿线国家的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技术支撑和中国方案。拍摄《莫高窟与吴哥窟的对话》纪录片，为促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文化交流合作发挥了重要纽带作用。本院专家先后代表中国出席在印度、法国等地召开的国际会议，并作主旨发言。2022年以来，敦煌研究院与甘肃省外办合作开展“敦煌文化环球连线”活动，先后在德国、亚美尼亚、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等十多个国家宣讲敦煌文化，传播中国声音。

在敦煌文化弘扬方面，我们积极开展负责任的旅游，制定国家标准《文物保护单位开放服务规范》和《石窟寺开放管理导则》。文化弘扬部举办的“莫高学堂”研学项目于2021年被评为亚太地区世界遗产青少年教育优秀案例。持续在国内外举办敦煌文化展览，不断拓展国际传播渠道，在推特、脸书和照片墙三个平台分别开通敦煌研究院海外社交媒体账号，推出“云游敦煌”等系列线上展览，开发“敦煌岁时节令”等数字媒体品牌，制作推出40集《云赏敦煌》中英文短视频节目。敦煌研究院的美术工作者在临摹研究的基础上积极进行新艺术创作，创作新壁画《锦绣丝路》、《丝路文明》等作品入选“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并高质量完成中宣部重点文化工程国家版本馆壁画的创作及绘制任务。

这一阶段，敦煌研究院深入实施“人才强院”战略，启动实施青年人才支持计划，新增专业技术人才编制100个。积极促成省委宣传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敦煌研究院人才队伍建设若干措施的通知》，制定完善《敦煌研究院高层次人才引进管理办法（试行）》《敦煌研究院职工奖励性绩效工资（岗位津贴）发放办法》等多项制度，提高人才待遇，加大引进人才力度。

我院的各项工作得到了党和国家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2019年，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被甘肃省委宣传部授予“感动甘肃·陇人骄子”称号；文物修复专家李云鹤入选为2018 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名誉院长樊锦诗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和“改革先锋”称号，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当选“全国道德模范”和“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202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分别授予敦煌研究院、常书鸿、段文杰和樊锦诗“杰出贡献奖”；2023年我院文物修复专家樊再轩入选为2022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2024年，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荣获“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称号。文物数字化保护团队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结 语

八十年来，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关怀和帮助下，经过一代一代莫高窟人的艰苦努力，开拓奋进，敦煌研究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今天的敦煌莫高窟正以他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国内外的观光者、学者、艺术家。越来越多的人们奔赴敦煌来观摩、学习敦煌文化，越来越多的人们从敦煌文化中获得知识，获得灵感，并创造出具有中华传统特色的新艺术。八十年来，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先生为代表的莫高窟人扎根戈壁沙漠，为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弘扬、管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今天敦煌研究院各项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今天，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敦煌研究院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任务。我们将秉承“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凝心聚力，守正创新，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贡献敦煌研究院的力量。

作者简介：

赵声良（1964—），男，云南省昭通市人，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党委书记，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敦煌艺术和中国美术史研究。　来源 ：敦煌研究院